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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啟璧: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亟待破解的三個核心難題——農業“找出路”,農村“要致富”,農民“留得住”
點擊:  作者:蔡啟璧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發布時間:2018-09-26 1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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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走到2018年,新中國69歲,改革開放40年,中國正在以制造大國的姿態強勢崛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已成為全民共識的奮斗目標。然而,正當中國崛起、中國模式、中國超越等概念“亂花漸欲迷人眼”之際,中國的“三農”問題再次映入國人眼簾。農業為什么萎縮不振?農村為什么空心化?農民為什么還那么艱辛?“三農”難以回避的現實卻在無情地拷問著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國人。

 

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也想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貧富之間的懸殊,也著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新農村建設、精準扶貧、機關干部下派掛村等等,各方都千方百計、想方設法解決“三農”具體問題。

 

特別是近幾年來國家對“三農”的重視和扶持比重越來越大,全國財政每年對“三農”投入不少于3萬億,若按5.8億常住人口計人均每年投入達5000元以上,力度不可謂不大,但實際效果并不盡如人意。不是說從外地引進了一家種植大戶,農業就能強起來了;不是說修了一條路或建了一排新房,農村就能富裕繁榮了;不是說免除了各種稅負,農民就能生活富足了。

 

事實上,這些舉措只是治標之策,要想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更要治本,任重而道遠。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今年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開局之年,標志著中國“三農”的發展進入了新階段,對此社會各方充滿期待。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統計公報顯示:2017年,全國農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是7.9%。2017年年末全國大陸總人口是13.9億人,其中城鎮常住人口8.1億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58.52%,農村常住人口5.8億人;城鎮戶籍人口5.9億人,戶籍人口城鎮化率42.35%,農村戶籍人口8億人;全國農民工總量2.9億人。

 

一個占全國經濟總值7.9%的行業,一個約占全國土地總面積94.7%的區域,一個占全國總人口57.65%的群體,這個以“三農”為主體的領域再次吸引國民的眼球,黨和國家再度從戰略的高度聚焦和關注這個領域的發展命運。

 

2018年1月中央下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7月份中央制定出臺了《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提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總體方向,明確了三階段目標任務:


到2020年,鄉村振興取得重要進展,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

到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

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


這是吹響了新時代“三農”發展的集結號。

 

筆者認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關鍵在于如何有效破解“三農”發展中的三個核心難題:一是農業“找出路”,二是農村“要致富”,三是農民“留得住”。只有農業找到可通往高效固本之路,中國經濟才能實現整體高質量發展;只有農村找到可引領全面富裕之業,中國才能建成繁榮富強的現代化國家;只有農民找到可提供安居樂業之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才有望實現。

 

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只要實事求是而不是避重就輕,勇于改革而不是止步不前,敢于擔當而不是庸碌求穩,抓準突破“三農”問題的主要矛盾、關鍵因素、核心難題,標本兼治,重在治本,久久為功,中國鄉村一定能夠實現全面振興發展。

 

一、農業“找出路”,在于推行新型集體化

 

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農業大國,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就是農耕文明。農業,它是國計民生的產業、國民經濟的基礎、社會穩定的保障。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農業的出路問題,一頭連著國家的糧食安全,一頭連著8億農民的生計。近年來,國家高度重視農業的發展,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對農業的發展提供新的優惠政策和鼓勵措施,使得我國糧食產量保持穩定,農產品基本滿足市場需求。

 

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的認識到,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迅猛發展,農業發展中出現了一系列突出問題,并長期困擾著農村的繁榮,直接影響了農民的增收。未來,中國農業的出路在哪里?誰來種地、怎么種地的問題亟待探索和突破。

 

(一)中國農業萎縮不振現象已然不虛

 

建國后的前20年,國家先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接著全國農業也從由“小農經濟”向集體化經濟轉變,于是中國便有條件推進前所未有的國家工業化進程。在這個階段,中國農業一邊擔負著解決平均每年新增1460萬人口的溫飽問題,一邊以平均每年超過30%的農業高積累,為國家的工業化輸送了全部的原始資本積累,這是一個農業大國推進工業化的必然過程,也是當年中國民生總體清貧的根本原因。

 

從1952年到1975年,隨著工業產業增加值比重從20.9%提高到45.5%,農業產業增加值比重從51.0%下降到了32.5%,但中國農業的基礎性地位卻始終沒有動搖過。

 

1978年中國農村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短期內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同時70年代我國從國外引進一批大型化肥生產項目陸續投產,有效增加了糧食產量,同時也造就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為城市工業化的大發展輸送了不可或缺的勞動力。

 

改革開放40年,中國沿海地區和城市工業的日漸繁榮,強力助推著中國快速崛起。然而,不能回避的一個現實是,農業、農村、農民發展嚴重不平衡,“三農”問題越來越突出,城鄉差距越來越大,特別是代表農村經濟基礎的農業產業日漸衰落、萎縮不振的景象已然不虛。

 

一是“小農經濟”分散落后。當今中國農業實行的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本質上就是一種“小農經濟”模式。從生產力狀況看,上世紀七十年代人民公社集體化時期的農業,機械化生產已在一定范圍得到普及,當分田單干的農業回到了“小農經濟”生產方式后,部分農戶為了降低勞動成本,甚至棄用農業機械,回到了畜耕和手工農業生產的原始狀態,現代農業技術難以全面普及,科技水平難以有效提升,嚴重影響農業的生產效率和經營效益。

 

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融入經濟全球化之后,農業國際競爭日益激烈,這種“小農經濟”的弊端逐漸顯露。首先,集約化生產水平低,以個體經營為主,農戶地塊大小不均,高度分散,難以實現規模化生產,與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相去甚遠,不利于農業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其次,組織化經營水平低,農業產業化經營程度不高,生產資源協調利用率低,企業和農戶都缺乏制度約束和風險保障機制,競爭力弱,抵御市場風險能力差,直接影響經營收益率,農戶從農產品價值鏈中分享的價值少。再者,專業化服務水平低,農業技術、市場、金融等服務組織數量少、層次低,服務設施建設滯后,人員整體素質不高,服務功能不強,水利設施年久失修,抵御自然災害風險能力差,農業現代化技術難以大面積推廣。因此,在農業現代化的國際大背景中,“小農經濟”常常事倍功半,甚至成本倒掛、入不敷出,根本無法與國外大農場耕作相競爭。

 

二是青壯勞力流失嚴重。傳統農業無疑需要大量的青壯年勞動力。與非農產業比較,農業的效益相對較低,農民從事農業經營的積極性不高。農民對務農和務工的收入有著直觀的對比,在城市務工每月可拿3000-4000元的工資,收益遠大于務農。于是大量青壯年勞動力放棄農業生產,由農村向城市轉移,成了離鄉離土的“農民工”,這是他們在權衡利弊之后做出的無奈選擇。

 

2017年全國農村戶籍人口8億人中“農民工”占了2.9億人。“農民工”多為青壯年人口,留守在農村的自然多為婦女、兒童、老人,被戲稱為“386199”部隊,農村“空心化”了,而農業生產的卻多半交給了留守老人婦女,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業發展。中老年農民實因外出務工難找工作,故而只能在家種地。人們擔心,待這一代留守農民垂垂老去,中國的農村將會是一副怎樣的空曠、凋蔽、沒有生機的場景……。

 

三是耕地拋荒浪費嚴重。隨著中國城鎮化率的提高,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或經商的數量也一路飆升,農村土地被占用、浪費、拋荒等現象也日漸增多了,特別是拋荒和浪費現象讓人痛心。一方面,存在偏遠之地拋荒的浪費。在中國耕地面積和人均耕地大幅下降的趨勢下,越來越多的土地卻無人耕種,拋荒現象在農村也越來越普遍。遵循市場經濟規律,資本對資源選擇是優勝劣汰的,偏遠山村和貧瘠的土地是根本流轉不出去的,于是土地拋荒就成了農村的普遍現象。

 

國土資源部調查顯示,中國每年拋荒耕地近3000萬畝,這對中國的糧食安全而言,無異于背后插刀。據福建省三明市農業部門的一位了解農村基層的干部反映,農村現有耕地基本上存在“三三開”現象,即三分之一拋荒,三分之一流轉,三分之一自耕。實際拋荒現象之嚴重可想而知。雖然國家有關部門強調一定要守住全國18億畝的耕地紅線,果真能否守得住,著實讓人擔心。

 

另一方面,存在引進項目建設中的浪費。在地方政府引進外來資本,進行農業種養項目開發、旅游項目開發以及其他非農項目開發過程中表現出來的種種浪費現象。比如,多年來在南方生態水質較好的農村,都在引進客商發展鰻魚、鱉、泥鰍、冷水魚等特種養殖項目,這些項目在建設過程中往往是要將原有良田改造成水泥池子等硬化設施,由此對原有的良田造成了不可逆轉的破壞。

 

對當地政府來說,引進這些農業種養大戶并不產生稅收,對當地勞動力的帶動也少得可憐,唯一收獲的是好看的項目政績,以及當年一次性計入當地固定資產投資任務的完成數。水面養殖業是看國內外市場吃飯的行業,一旦市場不景氣,這些老板拍屁股一走了之,余下的是實際建設投入很少的一個個硬化的水泥池子,想轉讓么沒人要,想復墾么已不可能,這是對耕地最大的破壞和浪費。

 

此外,新農村建設和城市房地產過熱導致大量耕地被占用。多年來,廣大農村開展新農村建設,對偏僻的自然村進行整體搬遷,對分散的農舍進行合并重組,對破舊的居住區進行拆舊建新,特別是在村鎮建設規劃中,難免占用鄉村中心地帶的部分良田,名義上是先行占用,然后對老宅基地進行復墾,以達占補平衡,而實際上不少地方并沒有及時復墾。

 

由于農村建房監管不力,農村沿路建房占用耕地、在自家承包地上私自建房、城鎮周邊建房占用耕地等現象屢見不鮮。于是,許多農村一邊有了寬敞的大街、嶄新的村舍、整齊的別墅,一邊耕地面積在不斷縮水。

 

在城市,1998年之后國家開始實施住房分配貨幣化改革,中國的房地產開發逐漸火熱,因此也出現了城郊鄉村大量耕地被占用現象。事實上,村莊、鄉鎮、城郊因建房而占用耕地的現象一直在持續,如果繼續控制不力,我國的耕地面積必然還會減少。

 

截至2017年末,全國耕地面積為20.23億畝,人均耕地不足1.5畝。聯合國對耕地有一個警戒線:人均耕地少于0.8畝的時候,會發生生存危機。據說,目前中國2000多個縣里有600多個縣人均耕地面積低于0.8畝。[1]對于一個人均耕地面積不到美國1/6、不到俄羅斯1/10的國家來說,農地面積的減少和浪費更值得警惕。

 

四是農業整體效益偏低。農業是一個維持國計民生的基礎產業,也是靠天吃飯的行業,或決定它很難成為高效益的產業。當前中國農業的經營效益整體上偏低,農業發展前景令人堪憂。

 

首先,大宗農產品比較效益低。據統計,2014年我國農業總產值為10.2萬億元,其中糧、棉、油、糖四類農產品的總產值大約是2萬億,僅占農業總產值的20%,而播種面積卻占了總播種面積的80%以上,意味著使用了八成的耕地只貢獻了兩成的農業產值,農業產業結構效益呈現“二八定律”現象,糧食大宗農產品比較效益偏低。

 

其次,農業生產成本持續上揚。近年來,農資價格保持著持續上升的勢頭,農藥、化肥、種子、機械成本以及人工成本逐年攀升,導致我國農產品生產成本居高不下。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云華研究結果,2015年中國玉米、稻谷、小麥、大豆、棉花等主要農產品畝均總成本分別為1083.7元、1202.1元、984.3元、674.7元、2288.4元,分別比美國高56.1%、20.8%、210.4%、38.4%、222.8%。

 

第三,大宗農產品價格低迷。近年來,由于國家糧食保持高庫存以及全球性供給過剩,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價格持續下滑,低位徘徊。據統計,2015年大宗農產品的平均價格同比下跌15%,我國糧棉油糖四類農產品的總產值也大幅度下降,僅占農業總產值比率的17%。2016年全國稻谷畝均收益僅為936元、玉米672元、小麥583元、大豆為405元,再計上土地費用、人工費用和折舊費用等,糧食生產幾乎是無利潤可言,投入與產出持平,甚至出現倒掛。一邊是不斷上漲的農業種植成本,一邊是持續低迷的農產品價格,兩頭擠壓的結果,呈現出了更加促狹的農業發展前景。

 

五是糧食安全存在隱患。雖然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糧食安全問題,他強調:“我們的飯碗應該主要裝中國糧。”但由于城市的擴張、耕地的拋荒、土地的浪費,種糧面積在減少,同時老弱婦孺成種田主力,種糧效率低下,全國糧食生產能力在委縮,糧食自給能力在弱化,同時,隨著人口的增多、經濟的發展,全國糧食的消費需求在不斷增長,加之中國對糧食進口市場的全面放開,國外高補貼、低成本、低價格的糧食大量涌入中國,引發國人對糧食自給率、凈進口依存度、進口市場集中度、轉基因等安全問題的擔憂。[2]

 

一是進口依存度太高問題。近年來,我國農產品的進口量逐年擴大。隨著農資成本逐年攀升,我國農業已經難以承受國外農產品的價格沖擊與競爭。一般而言,一國的糧食凈進口依存度在5%以下被認為是安全的,在5%-13%被認為是基本安全,在13%-18%被認為是不安全,一旦超過18%則被認為是處于了危機狀態。[3]

 

根據海關總署發布的數據,2015年我國進口糧食12477萬噸,出口僅164萬噸。而2015年我國糧食總產量是62144萬噸,必須進口相當于自產量五分之一的糧食才能滿足國內需求。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在由農民日報社主辦的“2016中國三農發展大會”上指出,2015年中國糧食消費量約在12800-12900億斤(64000-64500萬噸)之間,據取中值64250萬噸測算,2015年中國糧食對外依存度已高達19.4%。

 

2017年中國糧食進口量達13062萬噸,增幅13.9%,全國人均進口糧食約200斤。在我國糧食進口品種結構中,進口量排位第一的是大豆。2017年中國進口大豆達9553萬噸,增幅13.9%,前三大進口來源國分別為巴西、美國、阿根廷。1995年我國大豆對外依存度只有7%左右,2016年進口依存度已高達87%,處于極度不安全狀態,嚴重威脅到我國的食用油安全。[4]

 

由英國經濟學人智庫發布的《全球糧食安全指數報告》公布了2017年世界糧食安全排名,排在安全指數第一梯隊的基本上是西方國家,愛爾蘭、美國、英國、新加坡、澳大利亞、荷蘭、德國、法國、加拿大、瑞典排名前十,新加坡排名第4位,日本第18位,韓國第24位,中國卻排到了第45位,比2016年再退3位。

 

中國正在成為全球第一糧食進口大國,而美國卻是世界第一大糧食生產出口國,出口量占世界一半。一個有接近14億人口的農業大國,必須依靠進口糧食才能生存,這種危機比2018年中美貿易戰中美國對中國進行電子芯片制裁更加可怕。一旦糧食進口渠道被人卡住,或者出現大面積災荒,中國人的苦難日子恐怕就要到了,這決不是什么危言聳聽。

 

二是轉基因糧食安全問題。中國糧食話語權旁落,以大豆市場的教訓最為慘痛。大豆原產于中國,1995年之前一直為大豆產品凈出口國。1996年之后轉基因大豆在美國、巴西、阿根廷等國家迅速推廣,當年中國取消了大豆進口配額,對外放開大豆市場,中國開始由大豆凈出口國變為凈進口國。

 

2004年,在遭遇國際投資基金的瘋狂打壓后,中國中小型大豆加工企業和本土榨油企業紛紛宣布破產或被外資低價兼并,四大跨國糧商成功控制了約占中國85%的大豆加工能力。

 

外資榨油企業只收購轉基因大豆,不收購國產非轉基因大豆,迫使農民只能種植轉基因大豆,種子要從國外進口。且由于中國傳統大豆價格比國外轉基因大豆高出約1000元/噸。進口的轉基因大豆,雖然經歷了長途跋涉到中國,但是價格仍低于國產大豆。如某時段,國產大豆每噸的單價大約是3500元人民幣左右,而進口大豆分銷價才3300元人民幣,且進口轉基因大豆的出油率更高,這樣一來,中國非轉基因傳統大豆面臨著國外轉基因大豆的致命沖擊。

 

由于全世界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嚴重存疑,不僅存在轉基因BT毒素的危害,更有因種植具有抗除草劑性能的轉基因農作物品種,導致除草劑農藥濫用帶來的危害。孟山都公司開發的抗“農達”大豆在種植過程中必然存在草甘膦農藥殘留問題,而草甘膦在2017年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癥研究機構發布的致癌物清單中被列為2A級“致癌物”,而據說長期以來中國對進口轉基因大豆的草甘膦殘留指標不設限,國人對此憂心忡忡。2013年6月中央電視臺晚間新聞報道,黑龍江大豆協會公布一份研究報告表明,中國各省癌癥發病率與轉基因大豆油的消費存在高度相關。[5]

 

三是外資大糧商壟斷問題。國際四大糧商——美國ADM、美國邦吉、美國嘉吉、法國路易·達孚四大跨國公司(簡稱“ABCD”)掌控著全世界80%的糧食交易量,目前全球前10位的谷物出口國中有9個被四大糧商占據主導,它們從種子、飼料、化肥這些最初環節直到產、供、銷一條龍經營,在市場幾乎每一個層面都占據絕對優勢,擁有世界糧食市場的定價權

 

四大糧商中的前三大糧商皆來自美國,通過接受美國政府的大量補貼,得以在全球推銷低價糧食,讓各國在低價糧食的傾銷下逐漸喪失糧食的自主權,在外資形成原料買方壟斷的同時,也壟斷和操控了上下游產品的定價權。

 

90年代中后期,四大糧商大規模進入中國市場,憑借其強勁的實力,通過兼并、收購、合作等方式主導國內糧食流通格局,擠壓國內糧食企業的生存空間,控制中國糧價,進而危及到國內糧食安全。有跡象表明,四大糧商憑借資本與經驗的優勢,已逐步形成對中國糧食的壟斷,已完成對中國上游原料、期貨,中游生產加工、品牌和下游市場渠道與供應的絕對控制權。

 

目前,特別是大豆這一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農產品領域,幾乎完全被外資掌控。有數據顯示,四大跨國糧商已經控制了中國75%以上市場份額的油脂市場原料與加工及食用油供應,中國97家大型油脂企業中,跨國糧商參股控股了64家,占總股本的66%。食用油市場的眾多響當當的品牌早已被跨國糧商收入囊中,美國ADM控制的益海嘉里集團擁有金龍魚、胡姬花、鯉魚等品牌,金龍魚還成功控股38家企業,參股魯花等加工企業,工廠遍布全國,甚至連“中糧系”食用植物油的主要貿易進口對象都是美國ADM。

 

而這些跨國糧商掌握著美國、巴西和阿根廷等主產國大豆的收購,以及倉儲和出口碼頭等設施,控制著全球70%以上的大豆貨源,四大跨國糧商控制了中國80%的大豆進口貨源。[6]

 

對于中國來說,不僅大豆淪陷既成事實,稻谷、小麥、玉米三大主糧也慢慢落入外資布好的局。早在十年前,外資就開始在東北布局水稻全產業鏈,并進一步占領上游種子和下游產品,從種子、種植、倉儲,直到加工,無一遺漏。目前,益海種業已經在河北、安徽、新疆、吉林、北京、黑龍江成立了6個省級公司,全中國糧食種子進口占比約70%,蔬菜花卉類種子進口占比約為92%。如果國家政策不能及時跟進,將危及水稻和玉米產業,并將逐漸蔓延到糧食行業的上下游。

 

此外,2004年前后,中國政府進行了一系列糧食流通體制改革,逐步實行糧食購銷市場化,部分糧庫生產經營艱難,負債沉重。于是外資開始在中國糧食主產區大肆收購國有糧庫,遺憾的是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地方政府為了追求經濟發展和引資力度,只顧眼前,缺乏警惕性,助推了外資糧食企業在中國產業鏈的戰術布局,因此滲透到中國糧食流通市場的廣大領域,進一步控制中國糧食市場。[7]歷史的發展經驗表明,沒有哪個大國可以將自己的糧食安全建立在對外貿易上。

 

過去40年,中國農業在以“小農經濟”為主的經營方式下,帶來了一個無需諱言的事實,那就是:農業日漸萎縮,農村經濟長期不振,集體經濟嚴重削弱,農村繁榮缺乏有力經濟支撐,財政空殼村成為普遍,村集體無力支撐鄉村公共服務,村兩委公信力難以建立,農民心理上已基本沒有什么凝聚力,農村社會風氣在滑坡,不少鄉村甚至還出現了黃、堵、毒漫延現象……事實表明,“三農”問題根在農業。中國農業的發展出路在哪里?什么樣的農業組織經營方式,才是有希望、可推廣的發展之路呢?

 

(二)農業發展私營模式的探索乏善可陳

 

馬克思主義哲學告訴我們:“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有人說,中國農業的現狀是,部分生產力水平已經達到了現代化時代,而我們的生產方式卻還停留在相對落后的“小農經濟”階段,已經明顯束縛“現代農業”生產力水平的發揮。改革開放的40年,廣大鄉村都在孜孜地探索著農業的發展之路。由于相對低效的農業,先有了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從事非農產業的農戶,偏遠拋荒之地,于是就有了農村土地流轉的普遍需求,為土地流轉集中,實行規模化、集約化經營創造了條件,改變“小農經濟”生產方式成為可能。

 

在地方各級政府的推動下,在一些交通較為便捷的農村,城市資本開始下鄉,以農業招商引資項目的形式被引進農村,通過當地政府有組織的征地流轉活動,出現一批現代農業企業和經濟組織,個別農村能人也效仿推廣規模化種養,但必竟屬于少眾。為了適應農業規模化、集約化、組織化的經營需要,長期以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在積極探索推廣著各式各樣的農業組織方式和經營模式。

 

1、資本大戶和專業協會模式,形式繁多,效果有限

 

自八十年代以來,為了深化農業的改革開放,各級各部門都在不懈開展農業招商引資,希望由此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綜合來看,不外乎兩種思路:一是通過引進外來資本,帶來現代農業生產新理念、新技術,通過征收或流轉農民土地,實現集中連片的規模化、集約化經營,以精細設施農業引領農業現代化,農民就近成為農業雇擁工人;二是通過發揮已有外來資本大戶或本地農民大戶的作用,成立由部分股東組成股份制農業合作社或農業協會,實現部分個體有組織的合作化經營。

 

這種資本大戶和專業協會模式,實際上離不開各地政府的招商引資的推動,因為項目土地征遷工作、配套基礎設施建設、國家政策資金補助甚至客商項目資金信貸等方面,均離不開地方政府的協調幫助。如,發展種植業的鋼架大棚項目、林下套種項目、水面特種養殖項目等,國家給予了政策性資金補助。

 

中央政府對農業發展采取政策支持的目的是抓大放小、做大做強,是為了培植農業大戶,為了培育農業主導產業,希望通過資本大戶對農民能夠起到輻射帶動作用,或許遵循的是“讓一部分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的改革開放思想。由此,許多農村逐步衍生出了各類與龍頭企業相關的發展模式,比如“公司+農戶”、“公司+基地”、家庭農場、家庭林場、專業合作社、專業協會等。

 

這些專業合作社等形式的大戶有一個共同特點,他們是私營經濟組織,尊崇的是能人與富人強強聯合,是扶強幫富、錦上添花,鮮有扶貧扶弱,這樣一來,沒有人聯合的農民就會更窮。同時,這種現代農業發展模式,在區位優勢強、耕地資源稀缺的地方是有效的,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實現規模化、集約化經營,但只熱衷于區位好的良田,而是在偏遠的山區或耕地資源廉價的地方并不適用,因為根本沒有客商肯來投資。

 

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這種通過農民將土地使用權(經營權)向私營資本或大戶流轉而建立起來的農業發展模式名稱繁多,各自為戰,全國各地至今尚未探索出一條可以大面積推廣的路子,或許這就是這些年來,現代農業發展沒有取得有效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這些私營資本主導下的家庭農場、專業協會組織模式,基本上是借鑒歐美私有制下的農業發展方向。可是,倘若果真出現城市資本大規模下鄉“圈地運動”的態勢,最終“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恐怕還是廣大農民。這種模式是否真正適合中國農業還值得商榷。

 

2、日韓綜合農協模式,國情有別,難以照搬

 

綜合農協,是20世紀初日本首先實行的一種多功能農民合作社組織,向幾乎所有的農民提供各種社會化綜合服務。中國部分學者推崇日本綜合農協,并試圖引進推廣,最初還被說成是推進中國“三農”改革的突破口之一。

 

實際上,日本農協,主要是指根據《農協法》設立的農業領域的農協組織,按經營范圍可分為多功能農協(綜合農協)和專業農協兩類。截至1998年,日本共有基層農協數量5141個,其中專業農協有3329個,占65%;綜合農協有1812個,占35%。專業農協多為非出資農協,絕大多數不得從事金融業務。

 

日本農協從農村金融起步,搞資金互助,慢慢的擴展到農業技術指導、產品購銷等方面。它有兩大基本特征:第一個特征,日本農協原先為中央、縣級、基層農協“三級體制”,1991年改革為基層和中央農協“兩級體制”,取消了縣級組織行政層次,農協數量大大減少。韓國農協的組織體系也由“三級體制”改為“兩級體制”,中國臺灣農會基本上照搬日本模式。農民按照日本農業協同組合法自愿參加農協,只要繳2000日元(相當于藍領工人一小時工資)的股金就行,農戶及在農村居住從事非農產業者皆可加入,會員覆蓋率較高。

 

第二個特征,農協為農業、農民提供從生產到生活全方位的綜合性服務,被稱為落實政府農業、農村發展政策的別動隊,業務上以金融為中心,申報落實政策性項目資金,開展保險業務;農業技術推廣指導,生產規模協調布局,農產品和生產資料購銷,農業信息提供;提供社會化服務,社會福利,文化生活旅游服務,房地產、宅基地管理等,農戶在生產生活需要的社會化服務都能夠得到滿足,而且成本較低。日本農協在市場競爭中保護農民利益,全國各地農協構成網絡,互相合作,協調種植規模、經營范圍,做到信息對稱,盡量減少谷賤傷農現象。

 

綜合農協并非單純的農民合作社組織,兼有社團和企業兩類性質,具有經濟組織與社會管理功能。有日本學者認為,日韓農協是一個集協同組合、準政府機關、政治壓力集團為一體的“三面復合體”。上級農協組織與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上級農協的官員參照公務員管理,對下級農協官員實行委派制。事實上,值得中國借鑒的只是“協同組合”這個基本功能。

 

一些專家認為,中國農民合作社可以借鑒日本綜合農協,學習照搬日本農協的基本經驗、基本制度安排。果真如此嗎?

 

日本綜合農協的產生是有歷史條件的,隨著日本糧食流通放松管制和對外放開農產品市場,日本農協現行體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危機,存在的一些問題來源于其體制慣性、既得利益約束,有些甚至是致命的弊端,如產權不清、激勵不足、政策依賴性強等,傳統農協面臨經營困難甚至瓦解的危險。

 

有跡象表明,日韓農協未來的發展方向很有可能脫離原來的模式。此外,一個顯而易見的國情是,支持日韓綜合農協模式的生產關系卻是日韓農村長期形成的土地產權私有化制度,對于土地產權仍然屬于集體所有制的中國農業來說,是否具有可借鑒性也值得商榷。

 

我國的一些學者推崇日韓農協模式,也許想借助行政手段建立一個“大一統”的農民合作社組織體系,其研究推介時多側重其好的一面,而忽略其存在的嚴重缺陷和問題,甚至人為地把日本農協模式經驗理想化,這不僅與實際不符,而且十分有害,盲目推崇照搬這種體制,恐怕會陷入邯鄲學步、東施效顰的困境。

 

中國的“三農”國情具有特殊性,以黨支部和村委會為核心的鄉村社會治理結構,以鄉鎮七所八站為基礎的農業技術服務體系,以幾大國有銀行為平臺各自為戰的商業金融體系,以及以供銷社、各類專業協會、經濟合作社、龍頭公司為基礎的各類經濟組織,條塊分割,自成體系。

 

要想以日韓綜合農協模式來“一統”這些“三農”體系,通過自下而上示范推廣,顯然難以實現;通過自上而下改革,難度和阻力也將超乎想象。日本農協專家阮蔚也認為,綜合農協模式不適合中國實際。

 

(三)市場經濟下涌現出來的新型集體化模式可圈可點

 

在市場經濟機制下,不管是資本下鄉、農民大戶還是專業合作社,其經濟主體有一個共性,那就是都屬于私營經濟性質。私營經濟等多種所有制經濟形式,是中國公有制經濟制度的重要補充。

 

當前,國家正在大力推進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權、使用者經營權“三權分置”改革,被稱為繼聯產承包制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變革,本意是更好地堅持集體對土地的所有權,更好地保障農戶對土地的承包權,更好地用活土地經營權,強調的不僅僅是承包權和經營權,也平等強調集體所有權,如何具體落實好這三方權益才是確權之后的關鍵所在。

 

特別是在流轉土地經營權時,如何不讓集體所有權受到虛置,讓集體所有權實現應有的權益,這才是新一輪深化農村體制改革的關鍵和難點。這一權益屬于全體村民集體!北京市城郊經濟研究所原所長張文茂認為,集體所有權主要應包括屬于集體決定的規劃權、發包權、調整權、收益權、處置權等,頗有一定道理。[8]

 

“三權分置”改革的其中一項目的是讓農村土地經營權能夠更好實現流轉,為的是確權之后更好地解決土地過于分散不利集約經營的問題。一個非常值得關切和思考的問題是:土地能夠流轉給誰?流轉給誰對“三農”發展最有利?

 

“三權分置”是一把雙刃劍,因為它可以孕育出兩種完全不同的所有制經濟實體,既可以走向私營的農業現代化,讓資本輻射帶動小農;也可以回歸集體所有制的農業現代化模式,讓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統一于“村社一體”的集體合作社,重新把農民組織起來,開展有組織的現代化農業生產。

 

以往農村土地使用權向資本大戶、農民大戶、農業合作社等私營經濟組織流轉是一種主流趨勢,但由于私營資本與生俱來的逐利本性,以及市場經濟的優勝劣汰,偏遠差瘦的土地必然無人問津,根本無法實現土地資源的充分流轉,難免存在偏遠地方土地的拋荒浪費問題。

 

40年前,在小崗村的典型帶頭下,全國多數農村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同時也有部分農村實行新型集體化經濟制度,涌現出了一批華西、南街、劉莊、興十四、滕頭、航民、寶山、進順、南嶺等集體化經濟村。與全國多數分田單干村不同的是,這些村不僅沒有外出打工現象,而且吸引了許多外來務工者,不僅實現了共同富裕,而且跨越了小康,實行了教育免費、住房免費、醫療免費、養老免費、日常所需基本免費的分配制度。這不得不說是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一份意外驚喜。據說,全國現已有3000個左右的集體經濟村。

 

這些新型集體化經濟村,有的地處沿海發達地區,有的村地處內陸山區。這些村雖然實行的是集體化經濟,卻離不開改革開放之后建立起來的全國市場經濟體制。只有在開放、活躍的市場經濟環境下,這些集體化經濟村莊才有條件參與國內外市場競爭,才能更充分地發揮集體化體制優勢,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搶占一席之地。如今這些搞集體化經濟的村,不少已經成為全國知名的鄉村紅色休閑旅游目的地。不過,在不少人看來,這些村莊好是好,但總是可以找到太多的特殊性,它們的發展模式真的可以推廣復制嗎?

 

2016年,文學家王宏甲的一篇報告文學《塘約道路》(人民出版社出版)引起了社會各界的熱切關注。地處偏辟山區的貴州省安順市平壩區樂平鎮的塘約村,卻是最普通的山地鄉村,原本是國家二類貧困村,卻在短短幾年內成功地闖出了一條新型集體化道路。2017年兩會期間,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的俞正聲在參加貴州代表團全體會議時,對“塘約道路”給予了充分肯定。

 

2014年,本來就是國家二類貧困村的塘約村,在遭遇百年不遇的兩次洪災后變得更窮了。安順市以塘約村災后重建為契機,將其列為全市深化農村改革試點村。以左文學為支部書記的村兩委,沒有只等政府幫扶,而是抓住機遇,成立了“村社一體”的村集體經濟合作社和土地流轉中心,通過對全村土地、林地、集體建設用地、農村房屋、小型水利、集體財產等七權進行確權,通過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讓確權、賦權、易權有效轉換,把土地回歸到村集體,實施“七權同確”改革,重新組織起來走新型集體化道路,走出了一條抱團發展的新路子。

 

同時,加強基層黨建、壯大集體經濟、治理鄉風民俗。只用了短短兩年功夫,就從分散的“小農經濟”向現代農業轉變,全村蔬菜、蓮藕、精品水果、綠化苗木基地發展到3800畝,農民人均純收入由不到4000元提升到10030元,村集體經濟收入從不足4萬元增加到202萬元,2017年底已成為人均年收入達14685元的小康村。如今的塘約村,在各級媒體的關注下,成了新一輪農村深化改革的先行者。

 

這個剛剛從貧困村里把腿邁出來,說不上有很大的經濟成就的內地普通鄉村,走了一條與當年的安徽省小崗村分田單干不一樣的道路,實行了40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竟然將不論良劣肥瘦的3289.5畝耕地全部流轉到“村社一體”的合作社,走了一條重新組織起來的新型集體化道路。

 

有學者質疑塘約道路,是不是在走回頭路?是不是回到了過去的“一大二公”“吃大鍋飯”的老路?新中國在建國后的前30年,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原始資本積累,農村集體經濟長期實行高積累、低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民的積極性,這是推進國家工業化必須付出的代價,不能因此而盲目否定集體化、規模化、集約化生產方式的優越性。塘約村所走的是新時代市場經濟環境下的新型集體化道路,不存在走回頭路的問題。

 

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中國共產黨革命取得的最偉大的制度性財富,但長期以來,中國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權被虛化了。在近年來國家實行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改革之后,如何重新確立曾經被虛化的集體所有權,使之從制度上更加有利于防止農民兩極分化,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值得大膽探索的問題。

 

塘約村給土地集體所有權、合作社經營權、農民承包權三者賦予了實實在在的經濟收益權,即按照3:3:4的比例進行營利分成,集體所有權獲得的收益歸村財集體所有,用于全村集體經濟積累、發展及全體村民的福利,讓農村土地的“三權”都得到了有效落實;合作社經營按照市場經濟下的企業模式進行,對內根據總體經營情況核發工資,對外全面參與市場競爭;農民享有了4成以承包權入股的利潤,既有一份土地入股資本性收入,又可以成為合作社的社員,享受另一份較為穩定的工資性收入。經過新型集體化改制后的塘約村形成合力、抱團發展,村里對全村產業發展進行整體規劃,對土地、資金、勞力、技術、人才、市場等要素進行科學統籌、統一指揮,提高生產效率和市場效益。

 

塘約村將農地經營權流轉給村集體組織時,賦予了村集體所有權3成占比的收益權,這樣才更加有利于“三農”發展,有利于鄉村振興,有利于維護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塘約村的新型集體化之路,就是對全體村民最有利的改革!

 

塘約村最重要的實踐經驗是:通過深化農村新型集體化改革,成功構建了全村集體經濟、集體經營、集體治理、集體發展的良性機制和“造血功能”,成功解決了長期困擾農業農村發展的一系列“三農”問題。縱觀塘約道路的新型集體化道路,至少可以發現以下幾方面特點:

 

一是實現抱團發展。塘約道路本質上就是“小農經濟”形成合力、抱團發展的代表,在村集體的組織下,對外參與市場化競爭,實行靈活的經營策略;對內實行企業化管理,組織開展有計劃的生產經營活動。

 

塘約村這個原本在貴州再普通不過的山村,最多的時候全村1400多個勞動力外出打工的達1200多人。農民種糧,地少,成本高,糧價低,不但賺不到錢,甚至還可能成本倒掛;種菜,到鎮上賣菜要走一個小時,沒有攤位,只能在路邊叫賣,被城管驅趕,跟別人五分一毛錢討價還價,根本賺不了多少錢。

 

成立了新型村集體合作社后,全村進行了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實行規模化、集約化經營,嶄新的發展格局使外出打工的絕大多數青壯年都返鄉了,會開車的回來200多人成立一個運輸公司,會做木匠的、泥水、油漆的800人成立一個建筑公司,只會流水線上干的婦女等350人成立農業專業隊。

 

二是開展集約經營。塘約村組建了種植、養殖、建筑、運輸、加工等專業隊,將來發展成專業公司,這是在黨支部、村委會統一組織領導下的分工、分業、分層次的經營體制,高效化生產格局基本形成。塘約村將土地集中后進行統一規劃,農業生產組織化、規模化、集約化、產業化、現代化水平全面提升,大大提高經營效率,減少生產成本,呈現十分美好廣闊的前景。據報道,2018年的塘約將要建立農業智能化體系、打造電商平臺、樹立塘約品牌,加快發展現代化高效農業。

 

三是充分利用資源。通過搞新型集體化經濟,塘約村充分利用了土地資源,塘約村以前只折算1572.5畝耕地,在將村民的土地經營權流轉回集體合作社時竟然較以前多出了一千多畝地,農業專業隊把全村先前拋荒的30%土地全部種上了,這無疑是一種意料之外、令人欣慰的現象。

 

四是實現共同富裕。朱元璋時期的塘約村是屯堡之鄉,政府是給每家每戶發放土地,500多年過去的1951年土改前夕,塘約村所有的土地都集中在了兩戶城里來的地主手里,出現了巨大的貧富差距,“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塘約村原來因貧困欠債的債民有30%,一聽說成立合作社,都踴躍報名參加,覺得合作社是他們的靠山,新型集體化讓他們從債民變股東,曾經的國家二類貧困村,一躍成為農民人均純收入突破萬元的小康村。

 

2018年年初,塘約村共向社員股東們發放了132萬元紅利,不落下一家貧困戶,已經基本實現了戶戶有增收項目,人人有脫貧門路。近兩年來,塘約村外出務工人員從860人減少到了50多人。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是為窮人謀利益的,一個村莊最大的成就不是出了多少富翁,而是沒有貧困戶,直至共同富裕。

 

五是完善社會治理。塘約村制定了一套切合實際的“紅九條”和“黑名單”的村規民約,村里實現了移風易俗,實行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形成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經濟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等同于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規范化管理。村里有“三會一課”制度和老年協會、紅白理事會、婦女創業聯合會等組織形式,為全村形成健康向上的鄉風民俗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同時,實行新型集體化之后,由于“農民工”的回歸,空巢老人、留守兒童的生活結束了,農村家庭因青壯年的回來而精神煥發,村容村貌煥然一新。

 

六是鞏固執政基礎。當前的農村基層,由于基本上沒有村集體經濟依托,村民間各管各的,缺乏凝聚力,村委會、黨組織軟弱煥散現象明顯,一些村干部一心為私,花巨資拉票賄選,上位后大肆撈本,利用其對村集體資產、資源、資金的管理職責,行侵吞、私分或無償占有之實,有的村干部甚至與黑惡勢力勾聯,強取豪奪,侵害百姓利益,這樣的農村基層村主干違法違紀案件屢有發生,使我們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受到了考驗。

 

塘約模式的新型集體化道路,可以將改革的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全體村民,得到民眾的共同擁護,進一步鞏固了黨在農村基層的執政基礎。同時,實行新型集體化,讓土地集體所有權真正得到了實化,增加了村財收入,解決了“空殼村”的問題,鞏固村一級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長期困擾黨建的諸多問題有可能迎刃而解。

 

曾經有人寫文章認為,塘約村在短時間取得這么明顯的成效,仍然屬于扶貧輸血式發展,并對某篇報道文章所列資金進行了“匯總”,結果是塘約村投資的各類項目資金累計約1.4億元,還說如果把這些錢平均分攤到塘約村的每一戶和每一人,結果是戶均15.19萬元,人均4.12萬元,并由此得出“塘約村有今天的成果,是大量輸血、精準扶貧的個例”的結論,這種雞蛋里挑骨頭的統計未免有些吹毛求疵。

 

大災之后,公路、橋梁、房屋等水毀都需要投入巨量資金進行修復,且部分資金是村集體用生產經營項目的借貸資金,怎能全部計入扶貧資金?此文還不無揶諭地說:“有這么多錢砸下去,哪個地方不會被砸出一個大坑來?”[9]依此邏輯,難道將人均4.12萬元的資金直接分給每一位村民就能達到扶貧目的了?就可以不做水毀工程么?總之,此類不切實際想當然的觀點不值一駁。

 

(四)改革推行農業新型集體化模式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八條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國家保護城鄉集體經濟組織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鼓勵、指導和幫助集體經濟的發展。”因此,目前我國農村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仍然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下的一種經營體制,該統的要統,該分的要分。塘約道路,這種統分結合、村社一體的新型集體化模式,是一種受到國家憲法保護的經營體制,理應得到各級各部門的鼓勵、幫助和支持。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農村貫徹實施之后,鄧小平同志也在一直思考著農業的道路走向問題。1990年3月,鄧小平在與幾位中央負責人談到農業問題時說:“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55頁)

 

后來,鄧小平又一次談到這個問題,他說:“農業的改革和發展會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個飛躍就是發展集體經濟。”他還認為,農村經濟最終還是要實現集體化和集約化。(《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49頁)這就是鄧小平同志經過思考后的結晶,是思想的“第二個飛躍”。現在這個思想,在一些地方已經開始得到了貫徹,這對于我國農業未來的發展,對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10]

 

2016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小崗村主持召開農村改革座談會時強調:“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

 

據2018年7月19日《人民日報》頭版《源自改革的市場活力——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實現人人分紅紀實》一文報道,中國農村改革第一村、安徽省鳳陽縣小溪河鎮小崗村,年初村里實現村集體資產收益首次分紅,村民每人350元,“包產到戶”40年后終于“分了集體的紅,享了集體的福”。

 

1978年小崗村在全國率先實行“包產到戶”,據說從那以后的五六年間,小崗村確實要比其他地方發展得好一些,在溫飽方面改善了一些。但在此后的20多年里,雖然由于是大包干的發源地,使小崗村成為了5A級旅游景區,且全村耕地的61.2%(8885.6畝)已實現流轉,但小崗村與全國其他農村一樣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三農”問題。

 

2004年的10月,新官上任的沈浩為了尋求小崗村發展路子,帶著村干部等13人進行了一次“紅色之旅”,參觀了4個走集體經濟道路的致富村——大寨、耿莊、紅旗渠、南街村,學習他們發展集體經濟的經驗,并且三次派人去南街村參觀學習,并在留言簿上寫道:“大包干發源地的人員看到了南街村的變化,為我們提供了發展的模式,使我們的黨組織看到了前進的方向”,“學習南街村,壯大集體經濟,走向共同富裕”。于是,才有了發展部分集體經濟后的分紅景象。可見,發展集體經濟乃農民所盼、眾望所歸。

 

2016年11月5日,浙江省縉云縣18位農村基層干部,聯名向全國廣大農村基層干部群眾發出倡議,倡議強化土地集體所有權,創新農業經營體制,提出走華西、南街、周家莊鄉農工商合作社及浙江省航民、滕頭等集體化村開創的道路。這一倡議在網上發表后,很快得到各地基層干部群眾充滿激情的回應,稱他們為“十八勇士”。

 

中國農業發展“找出路”,要學習、借鑒、總結、推廣塘約道路,首先在深化農村改革上下工夫,敢于在農村土地流轉取向上求突破,勇于在發展新型集體化經濟上求突破,構建行之有效的新型集體化體制機制平臺,使村級黨的建設、行政管理、社會自治等各項工作,都圍繞著發展新型集體經濟這個中心而開展,融為一體,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村集體要自立更生,按照市場主體方式構建完善村級新型集體化組織,在村級合作社建立規范化現代企業治理結構,提高有效應對市場競爭,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切不可把農業“找出路”的希望寄托在龍頭公司、資本大戶身上,不可過度依賴老板、大戶、鄉賢解決農業問題。

 

對集體經濟采取放任不管的態度絕不是共產黨的初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推進農村新型集體化經濟的發展離不開黨的方針政策和國家法規的引導,離不開各級黨委、政府支持。

 

首先,農業農村部門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認真遵循毛澤東、鄧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對發展集體經濟的預見和教導,不折不扣地落實好習近平總書記對堅持農村經濟政策和基本經濟制度底線的反復強調,融入思想共識。

 

其次,地方黨委和政府要積極引導和支持,要旗幟鮮明、敢于擔當,要全力推動、支持到位。再者,村級要選好配強帶頭人,村級干部要有無私奉獻精神,要有集體主義情懷和社會主義基因,讓新型集體化經濟有一個好的掌舵人。深化農村改革,是一場觸及靈魂和利益的深刻革命,它要求黨的基層干部要真正關心窮人,要沒有私心,敢于擔當,不怕阻力,排除困難,爭取成功。

 

有人擔心,實行新型集體化模式或將引發兩個新的負面問題:一個是實行集體化經濟管理制度成本可能增加的問題,另一個是村主干大權獨攬或可能滋生腐敗的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擔心并非多余。

 

筆者認為,集體化管理制度成本問題,完全可以借鑒于無數很成功的現代企業治理結構的管理模式。預防和反對村集體經營中的腐敗問題,在近年來黨和國家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強力開展反腐敗斗爭的新時代下,需要紀檢監察機關、組織部門協同農業農村、民政等部門,切實從理想信念、選人用人、“三資”監管、依法治村入手,加快構建完善農村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監管體系,只要真抓實干,定能有效解決。

 

綜上,中國農業“找出路”,最理想的方向就是推廣農業新型集體化道路,讓政策和資金更好地向集體化農業傾斜,只有這樣,中國農村才可能找到一條富有前景的發展之路。

 

二、農村“要致富”,在于推動新型工業化

 

衡量一國是否發達或現代化,至關重要的標準之一就是:基本消除城鄉發展差距。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其城鄉差距已基本消除,或者已經比較小。當今,我國城鄉發展水平差距巨大,存在嚴重的城鄉二元化結構現象。

 

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化建設步伐加快,城市工業化突飛猛進,發展成果更多惠及了城市,教育、醫療、娛樂、科技、金融、社保等資源首先惠及了城市居民,先富起來的有錢人、有文化的讀書人基本上都生活在了城市,同時還吸引近3億“農民工”流向了城市。而廣大農村,整體經濟發展卻相對滯后了。

 

在新中國前三十年,農村的發展雖然歷盡艱辛,但總的來說城鄉差距是一個逐步縮小的過程,但改革開放之后城鄉差距總體呈現反復擴大的態勢。1978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指數(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為2.6;1980年之后有所下降,至1990年的10年間基本穩定在2.0上下;從1990年至2009年20年間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差距指數從2.2擴大到3.3;從2010年之后差距才逐年略有縮小,至2015年差距指數仍高達2.9。

 

國際上的一般情況是,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處于人均GDP為800—1000美元的階段,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指數為1.7。而中國1998年至2001年人均GDP處于跨越800—1000美元階段,期間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指數卻從2.5持續擴大到了2.9。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2004年發布的研究報告認為,如果把醫療、教育、失業保障等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為世界最高。2005年召開的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口號,開始加大對農村的投入,不能低估這一努力所取得的成效,但如果以縮小城鄉差距這一標準來衡量,顯然并未達到預期目的,或許這就是13年后啟動鄉村振興戰略的原因之一吧。

 

當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對標廣大農村“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致力解決廣大農村“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是我們黨和國家的使命。實現農村整體富裕,乃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應有之義。

 

農村“要致富”,有賴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對農業農村的政策支持和資金投入,也受益于城市資本下鄉開展農業項目的開發。但是,廣大農村完全依賴上級輸血或外來幫扶是不可能富裕的。“要致富”終究還得全面挖掘農村自身的造血功能,做大做強農村產業,走“外生式”與“內生式”雙管齊下、雙輪驅動的鄉村振興之路。

 

眾所周知,當前支撐中國農村自我發展的主要經濟來源有兩個:一是來源于目前還并不繁榮的農業經濟;二是來源于2.9億“農民工”在城市務工的工資剩余。事實上,僅僅依靠這兩項經濟來源,想讓廣大農村實現整體富裕繁榮,簡直免為其難、任重道遠。必須尋找和培育更為高效益的致富產業,形成支撐農村“要致富”的內生動力。

 

(一)發展農業和旅游業實現小康尚可但致富難

 

40年前,中國農村通過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就已經基本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如今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邁進,如果通過農村深化改革,讓農業發展有了更好的出路,在不遠的將來實現全民小康或超小康目標勿庸置疑。但是,鄉村振興的遠景目標是要實現整體富裕,廣大農村賴以進一步致富的產業在哪里?有人信口就說:“發展現代農業、休閑旅游業唄。”這只不過是某些不深入農村、不了解實情的人的主觀憶斷罷了。我們身邊的現實擺在那兒,有多少村莊僅僅依靠農業或旅游業真正實現全村富裕了?

 

事實上,廣大農村“要致富”,僅僅依賴農業或旅游業肯定不行。一方面,就農業而言,不論是現代農業還是高效農業,都是一個薄利行業,農業經濟效益的可提高幅度遠遠比不上工業、服務業,這是個不爭的事實。另一方面,中國人均耕地少,無法與其他大國相比,以人均僅有1.5畝的微薄耕地,想實現富裕,談何容易!

 

再一方面,由于中國現有從事農業生產和依賴農業供養的人口數量龐大,每年全國財政對“三農”投入超3萬億元(其中中央財政“三農”支出1萬多億元),也只是杯水車薪。況且按照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做出的承諾,中國對于農業的補貼,不得超過其當年農業生產總值的8.5%(2017年我國農業增加值65468億元,對農業補貼的上限是5565億元),這也成了中國農業補貼的“天花板”。

 

相比美國和加拿大、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歷史上曾經過徹底殖民化,已形成私有化、規模化的土地資源分布,發展大農場農業有著天然的充分條件。據統計,2010年美國約有農場220萬個,以家庭農場為主,平均每個農場面積為418英畝(相當于2508市畝),一個農場的年收入可以達到100萬美元。

 

同時,美國政府農業實行貸款差額補貼、直接收入補貼、反周期補貼、資源保育補貼和農產品貿易補貼等農業補貼政策,按照WTO官員的說法是“美國農民收入的一半來自政府補貼”,對農業的高補貼造就了美國全球的農業霸主地位。

 

亞洲是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大陸,中國為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人口大國,不具備搞大農場的客觀條件,在原住民有限的資源環境條件下,難以與美澳大農場農業相競爭,故而依靠“小農經濟”農業實現整體富裕,基本上不太可能!

 

此外,而旅游業是靠旅游資源稟賦吃飯的行業。將旅游業作為主導產業發展的地方,農民賺小錢過上小康生活還是可能的,但想實現人人致富是有困難的。通常現象是,以旅游為支柱產業的地方,多數存在一個普遍現象,地方財政收入比較困難,更甭說富裕了。

 

因為旅游業經濟效益嚴重依賴于客流量,如果客流密度上不了一定水平,旅游收益與基礎設施投入的差距甚遠,投資回收期漫長,不少旅游開發項目,是靠炒作旅游資源價值預期實現高價轉讓后才賺錢的。因此,多數基礎設施投資巨大的鄉村旅游項目,最后幾乎都成了鄉村公園,根本形不成一方產業,那些期盼從旅游配套服務業分到一杯羹的農民能否致富就可想而知了。

 

因而,現階段多數農村發展旅游業,不論觀光旅游還是鄉村旅游、休閑農業,只能成為傳統工業、農業的補充,處于從屬地位,實難堪當主導。許多農村大力投入休閑旅游項目開發,將旅游提到當地產業的主導地位和戰略高度,以致鄉村旅游村村點火、處處冒煙,儼然只是舍本逐末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而已。

 

(二)農村也是“無工不富”

 

當今,相對于城市工業日新月異的喧囂,農村似乎有一種“這里的黎明靜悄悄”的感覺。在一些人的觀念里,似乎中國農村就適合貼上“綠色”、“生態”的標簽,就只應發展農業,就適合種地產糧;似乎中國農村與現代工業無緣,農村原本就該遠離現代工業經濟的繁榮。殊不知,這種發展理念,便是導致當今中國城鄉差距、城鄉二元結構的思想根源之一。

 

中國有句俗話:“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放眼全國,不論沿海還是內地,比較富裕的村莊都有個共同點,那就是工業產業發展得較好。如華西村、劉莊村、興十四村、南街村等一批集體經濟村,走的主要還是農村工業化之路。一國一地“無工不富”,對于中國的廣大農村來說也是“無工不富”,概莫能外。

 

被譽為“天下第一村”的華西村,1978年就形成了華西股份制集體經濟制度,全村絕大多數勞動力轉向工業生產經營,有了工業化基礎之后,2004年才開始拓展金融投資、旅遊服務、遠洋海工等服務業及新興產業,2015年開始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布局礦產資源、智能芯片、高端研發等國際前沿市場,2017年全村實現營收近500億元,成為以工業經濟發展致富的典范。

 

2016年中國最富有的六個村莊之一,浙江省奉化市的滕頭村,是全國高效農業和生態旅游產業搞得最好的村莊,2009年全村有各類工業企業60家,工業產值達到24.31億元,占社會總產值的60%。

 

地處內陸的河南省南街村,圍繞農業辦工業,大搞糧食深加工,建立了大型企業——河南省南街村(集團)有限公司,擁有員工7000人,建有方便面廠、面粉廠、調味品公司、食品飲料公司、啤酒廠、彩印公司、工藝品公司、制藥廠等工業企業26家,在湖北、安徽、陜西、河北等地還建有方便面和調味品分廠,年工業產值突破20億元,基本上可以說是以工業立村了。

 

近代以來世界各國的激烈紛爭,實際上所比拼的就是工業實力。中國能夠在全球格局中重新崛起,中國能成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第二經濟大國,得益于城市工業發展。

 

中國農村要實現富裕和振興,發展農村工業同樣不可或缺。而目前廣大農村的工業化發展,整體上還是相對滯后的,多數鄉村幾乎沒有象樣的工業,這是廣大農村經濟難以騰飛的主要原因。推進農村新型工業化發展,是中國農村實現富裕繁榮的不二之選。

 

沒有足夠的工業經濟作支撐,既便擁有再好的生態、再優的農業,也很難實現廣大農村“要致富”的目標和愿景。

 

(三)農村第一次工業化曾經帶給農村始料未及的繁榮

 

早在1958年,毛澤東就提出了高瞻遠矚的工業化戰略,實行國家工業化和公社工業化兩條腿走路,把農村的希望寄托在公社工業化上。公社工業化就是農村工業化。但是,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下,同步推進國家工業化和農村工業化不現實,只能優先推進國家工業化,廣大農村通過農業集體化每年超過30%的高積累支持國家工業化。

 

到了70年代初,中國初步完成了國家工業化的原始資本積累。1972年毛澤東首開中國對外開放大門后,1978年鄧小平拉開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序幕,并實施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戰略,80年代農村經濟步入休養生息階段,而此時國家工業化進入產業資本擴張階段,鄉鎮企業進入產業資本原始積累階段。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激發了農村的活力,農業有了剩余勞動力,在原有社隊企業發展的基礎上,鄉村集體組織開始大力投資發展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由此形成了我國農村的第一次工業化浪潮。

 

從1980年開始直到90年代中期,中國鄉鎮企業在全國農村遍地開花,如雨后春筍般的大發展,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后助推中國經濟起飛的第一級火箭。農村工業化,瞄準的是計劃經濟時期存在的“短缺經濟”現象,鄉鎮企業應運而生,利用城市工業淘汰的二手設備,國營企業退休但仍富有“余熱”的技術人員,瞄準巨大的消費市場空白,迅速開動生產機器,以價格低廉的產品快速占領了消費品的部分市場份額,在市場需求旺盛的建材、冶金、釀酒、服裝、紡織、化工等行業全面開花。

 

當然,以鄉鎮企業為代表的市場力量的快速發展,加上社會管理的相對滯后,也難免出現了一些負面問題,比如,有失節制的資源消耗,對土地的占用失管,監控不夠到位的環境污染等。從鄉鎮企業大發展對農村第一次工業化的推動意義來看,瑕不掩瑜。

 

在1980–1996年的16年中,農村工業化創造了驚人的1.3億個工作機會,占到農業就業的1/3,農業富余勞動力的一半,實現出口6008億元,總產值高達1.8萬億元!1997年,鄉鎮企業繳納稅金占全國財政總收入的17.7%,占全國地方財政收入的35.8%。凡是農村工業發達的地區,一定是地方財政收入較好的地方,也是農民較富的地方。農民收入中約1/3來源于鄉鎮企業,農民收入幾乎每5年翻一番,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度最高曾超過50%,一度成為支撐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

 

對于這一結果,1987年鄧小平說“完全沒有預料到”。事實上,改革開放后雖然人民公社解散了,但農村工業化的大潮卻難以阻擋,鄉鎮企業大發展仍然是毛澤東工業化戰略的自然延續,是城市工業化向廣大農村的輻射和延伸。

 

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使中國經濟增長遭遇了暫時的逆風,“短缺經濟”成為過去,當國際競爭開始在中國進行強大滲透時,農村工業化的弱點日漸暴露,企業在規模、技術、資金、人才、信息、渠道、體制等方面遇到了暫時的困難。此后,經過多輪的地方國有企業、集體企業改革,特別是在一些新自由主義以及“國退民進”等過度私有化思想影響下,數量厐大的鄉鎮企業或倒閉,或紛紛改制成了私營企業,多數改制成私營后,由于失去了背靠的集體,個人實力有限,加上經營不善而壽終正寢,能夠有幸存續到現在的已寥寥無幾。

 

中國農村的第一次工業化過程,來去匆匆,悄然謝幕,但給農村特定時期的經濟繁榮注入了不可或缺的動力,成為助推中國快速崛起的第一級火箭發動機,影響深遠。

 

(四)農村新型工業化有望成為鄉村振興的強勁動力

 

中國農村第一次工業化香消玉殞20年后的今天,還有可能推進農村第二次工業化進程嗎?有道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三十年后的中國已今非昔比,轉眼間中國已步入工業化的最后階段,走過了這一步,中國就將完成國家工業化的全程,前人夢昧以求的工業強國目標或將能變成現實,中國也即將進入后工業化時代。

 

從全球已經完成工業化的國家經驗上看,農村工業化是工業化國家的必然發展趨勢,即工業化由城市向農村擴散的過程,因此也叫工業農村化。與第一次工業化不同的是,中國農村的第二次工業化并非機械重復30年前鄉鎮企業粗放式發展的模式,而是中國新時代農村的新型工業化之路。

 

新型工業化是黨的十六大首先提出來的,黨的十九大進一步要求“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所謂新型工業化,就是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即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工業化。農村新型工業化,有望譜寫國家工業化發展的新篇章。

 

當今中國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既有發達國家的性質,又有發展中國家的性質。因此,在農村工業化的模式上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城市工業較為發達,有必要也有可能向農村地區擴散,實行“外生型”農村工業化;另一方面,城市工業又不是特別發達,而且農村人口比重還比較大,農村經濟發展,農村人口就業等問題的解決,不能完全靠城市工業,還要依靠就地興辦非農產業,即實行“內生型”農村工業化。

 

通過城市工業擴散和農村自辦工業兩種渠道來推動農村工業化,既醫治了“城市病”,又能有效解決農村的失業、貧困及與城鄉發展的差距問題,同時也將成為加快推進國家工業化的另一條途徑。這也是新加坡、韓國等二戰后新興工業化國家在60—70年代所走的農村工業化之路。

 

縱觀60多年中國工業化所走過的歷程,走的是一條城鄉二元工業化的道路,在農村工業化上形成了自己獨到的發展格局,成為了國家工業化的一個組成部分,為解決農村的失業、貧困、城鄉發展失衡等問題提供了一條不可或缺的途徑,構成了城市工業和農村工業二輪驅動的國家工業化格局。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進程中,推動農村新型工業化,有望成為將來促進農村繁榮富裕的主導方向。

 

近年來,隨著全球經濟下行,未來的中國,在對外積極開拓“一帶一路”經濟的同時,對內也積極尋找經濟發展新動力,發掘新途徑,農村新型工業化或將成為助推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新領域,這是讓中國擺脫經濟下行困境,實現蓄勢再發的正確選擇。

 

由此,我們必須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為契機,抓住機會,積極推動農村新型工業化,將農村新型工業化與一、二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緊密結合,積極挖掘搶占本國城鄉的消費需求和國外的市場需求,使農村工業化成為鄉村振興的發動機,成為中華復興的助推器,成為中國由大國向強國邁進的第二級火箭。

 

1、要更新理念,將農村工業化納入各級的戰略部署

 

農村工業化是一項浩大的系統工程,不僅推進難度大,而且還存在思想認識問題。關鍵是要統一決策者的思想認識,多一點“為民”立場,少一點政績工程,立足于農村“要致富”,著眼于農村的長遠發展,將農村新型工業化的思想融入各級的戰略決策、發展思路、工作部署。

 

改革開放40年來,農村工業化思想從未上升到戰略決策的高度,當年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也僅僅是一種“意想不到”的結果。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中,僅在“構建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體系”部分中指出:“實施農產品加工業提升行動,鼓勵企業兼并重組,淘汰落后產能,支持主產區農產品就地加工轉化增值。”而旨在推動農村繁榮富裕的農村新型工業化,其內涵與外延遠不止于農產品加工業。

 

從中央到地方,從學界到機關,倡導農村工業化的議題不多的原因有三:

 

一是部分人把農村工業化簡單等同于“環境污染”;

二是部分人將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局限于發展農業;

三是部分人有意割裂農村的工、農兩個行業。

 

隨著中央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五年規劃的出臺,地方各級也在緊鑼密鼓地編制本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五年規劃,這是將農村工業化思想理念納入各級戰略決策部署的重要契機。

 

筆者建議,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將推進農村新型工業化同時列為工業信息部門和農業農村部門的重要議事日程,同時納入工業發展和鄉村振興五年和中長期規劃內容。應將制定農村工業發展規劃和推進實施工作上升到全局和戰略的高度,組織相關部門的專業人才多方協調配合,特別是要協同工業信息(經信)部門深入參與,彌補農業農村部門在工業化方面的行業盲區,形成共識、共促、共為的強大合力。

 

2、要以城帶鄉,開辟“外生型”農村工業化的綠色通道

 

所謂“外生型”農村工業化模式,是指一國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隨著城市工業要素成本的攀升,部分城市工業不斷向農村地區擴散的過程,即依靠外界產業移植所導致的農村工業化模式。

 

縱觀世界各國的工業化發展規律,發達國家在完成城市工業化之后,必然帶動農村工業化發展。工業發展追求的是內部規模效應和外部集聚效應,使得工業產業日益集中于城市。隨著農村人口大量進城,城市人口急劇膨脹,交通、住房、水資源、環境、就業、貧困、犯罪等一系列問題也不斷出現并趨于惡化,患上了越來越嚴重的“城市病”。城市的土地、住房、勞動力等工業生產要素成本的提高,日益抵消了工業集聚效應所帶來的優勢。

 

城鄉間土地、勞動力價格的差異,以及農村日益發達的交通運輸、通訊網絡等基礎設施,為工業化由城市向廣大農村擴散提供了充分和必要條件。毫無疑問,根治這種“城市病”的不二之選就是讓城市工業向廣大農村地區轉移擴散,這就是農村“外生型”的工業化過程。[11]

 

目前,中國工業基本上分布于各級城市,農村工業經濟占比低,多數鄉鎮基本上沒有象樣的現代工業,農村工業產業對鄉村財政收入、農民收入的貢獻率微乎其微,內地農村與沿海農村相比也呈現出冰火兩重天的狀況。

 

眾所周知,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了2008年華爾街金融海嘯,演化為2009年全球性金融危機和2010年的歐債危機,全球需求隨即大幅度下降,導致中國從2011年開始進入新一輪生產過剩,直至現在全球金融危機仍余波未息,中國出口依賴型經濟發展受到了嚴重影響。

 

2014年以來,為了應對經濟發展新常態,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積極開展產業轉型升級,國務院編制了《中國制造2025》規劃,就如何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升級進行頂層設計,提出了三個十年的“三步走”戰略:

 

到2025年第一個十年,使中國進入世界制造強國之列;

到2035年第二個十年,使中國進入世界制造強國的中位;

到2045年第三個十年,使中國進入世界制造強國的領先地位,屆時中國將有望成為全球少數真正完成工業化的國家之一。

 

2018年以來,隨著世界經濟止跌企穩,以美國為首的貿易保護主義反全球化逆潮又開始抬頭,特別是死扛著“零和搏弈”心態的美國,對《中國制造2025》心懷叵測、如梗在喉、極力遏制,大肆挑起中美貿易戰,實行強盜式的“美國優先”戰略,對中國企業進行高技術制裁封鎖,但是,中國致力成為制造強國的決心和行動不可阻擋。

 

隨著《中國制造2025》規劃的實施,沿海較發達地區開始對制造業進行轉型升級、騰籠換鳥。一方面存在以機械化、自動化、智能化替代人工現象,另一方面中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勢頭開始減弱或外遷,城市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能力總體上在減弱,“農民工”從城市向農村回流已成為必然趨勢。

 

與此同時,2016年以來所實施的欠精準“一刀切”的房地產“去庫存”政策,致使國內一二線城市房價出現新一輪失控性暴漲,同時導致城市勞動力成本、企業經營成本大幅攀升,部分制造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紛紛退出中國,遷往印度、越南、墨西哥等比中國更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不免讓人惋惜。

 

就目前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地來看,其投資環境、營商環境市場環境就不一定比中國農村城鎮強。誠然,我國農村城鎮歷經40年的改革開放,總體上基礎設施和服務軟環境已經超越這些國家。然而,這些企業卻仍然無視中國農村,卻舍近求遠、不遠萬里地撤離中國,其中原因值得我們深思。恐怕我們在工業化宏觀布局上,在農村承接城市工業產業轉移政策方面,存在著明顯的缺位問題。

 

我國尚未從國家層面對農村工業化進行頂層設計,廣大農村長期缺乏工業化發展的規劃引導、政策支持,使農村,一邊面對一系列“三農”問題束手無策,一邊卻在承接沿海城市產業升級轉移布局中錯失良機。

 

近年來已經有部分城市工業自發向農村擴散轉移的成功例子。如,部分臺商在新一輪的產業轉移浪潮中放棄沿海城市,直接到中部來投資。2011年開始,富士康由深圳向內地省份擴散,河南省積極承接產業轉移,使河南“農民工”減少外出80萬。

 

有道是,大河有水小河滿。正在向中等收入國家沖刺的中國,已持續發展近70年的城市工業逐漸具有了對農村工業化的輻射帶動能力,廣大農村已具備推動“外生型”工業化的條件,我們應乘城市工業轉型升級、騰籠換鳥之機,積極引導城市工業向農村鄉鎮擴散,帶動廣大農村走上工業化的致富之路。

 

首先,要有全國性的統籌行動。建議從國家層面研究做好頂層規劃,將以城帶鄉推進“外生型”農村工業化工作納入國家經濟發展布局。須加大工信(經信)部門與農業農村部門的協調力度,采取城市工業轉移和農村工業承接的有效策略,開辟城鄉工業化擴散對接的綠色通道,從行政審批、資源調度、要素分配等方面提高執行效能,為城市工業轉型升級、農村工業化、城鄉產業對接提供全方位的協調服務。

 

借鑒我國五六十年代推進“三線”建設的有效經驗,抓好城市工業項目的退城入鄉、轉移融合,讓東部城市工業對中西部內地進行更有力度的工業資本輸出,用豐富的農村資源彌補城市土地、用工、市場等要素的不足,帶動農村工業與城市工業合理布局、分工協作、內聯發展。

 

其次,要有政策性的支持引導。從國家層面研究出臺農村工業化以城帶鄉的相關政策,制定產業培育、人才供求、技術協作、資金補助、金融信貸等方面的配套措施,做到有效、精準、可操作性,通過政策有效引導城市工業,借騰籠換鳥、轉型升級之機,更多地向農村地區轉移擴散,支持農村有選擇地承接適宜當地發展的工業產業,積極創建以城帶鄉、城鄉同步的新型工業化政策“高地”。

 

第三,要有地方性的主動對接。充分調動地方特別是農村鄉鎮基層的積極性,鼓勵地方出臺相應配套政策,走出去、引進來,全方位組織開展招商引資活動,提供保姆式服務,吸引更多的工業企業從沿海向內地、從東部向中西部、從城市向鄉鎮遷移,多措并舉地推進農村工業化。

 

圍繞農村工業化建設需求,積極做好農村經營性用地統籌供應;組織好勞動力供給,加強勞動力培訓,鼓勵大中專畢業生回鄉就業,消化因城市工業轉型升級節省下來的大量“農民工”回歸農村;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圍繞工業生產發展配套服務業,發展農村物流、電子商務、信息服務、技術研發、工業設計、建設施工等配套行業,主動打造招商引資、引商入鄉的工業化發展“洼地”。

 

3、要奮力自強,挖掘“內生型”農村工業化發展路子

 

“內生型”農村工業化模式,是發展中國家為解決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滯后問題所施行的一種農村工業化方式。隨著中國城市工業的轉型升級,城市對“農民工”的需求有所減少,廣大農村也必須立足本地,充分發揮本地豐富的土地、勞動力、農產品等資源優勢,鼓勵集體創業、合伙創業、大眾創業,就地培育發展工業主導產業,走上一條奮力自強的“內生型”工業化之路。

 

一要實施“能人回歸工程”。江山代有才人出。廣大農村是孕育人才的腹地。改革開放40年,無數天才學子、“農民工”、商屆能人都是從農村走出來的,分布大江南北、各行各業、世界各地。如今國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正是這些能人回歸家鄉、報效家鄉的時期,正是在農村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時期。

 

廣大鄉村應廣泛動員能人鄉賢帶理念、帶點子、帶項目、帶資金、帶技術、帶人脈、帶市場、帶渠道,回鄉興辦工業,繁榮工業。大批經歷過工業化洗禮的“農民工”,將為重新組織起來的農村工業、農村經濟發展提供高素質的勞動力,成為農村工業經濟發展的主力軍。

 

二要大力興辦涉農工業。圍繞廣大農村對農資、農機市場的需求,鼓勵創辦涉農工業,培育發展農機裝備產業,發展耕作收獲機械、園林園藝機械、清潔植保機械、農產品加工機械、設施農業機械、節水灌溉設備等產業,支持企業做大做強;培育發展農資產業,圍繞現代規模農業的發展,就近發展農資產業,為農業發展提供切合需求的農資產品;培育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圍繞當地農業種養產業,就近發展農產品深加工業,圍繞各地特色手工藝技術,大力發展竹木工藝制品產業,延長產業鏈,促進涉農產業全面發展。

 

三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要為農村自辦工業提供政策扶持,從國家政策層面鼓勵“內生型”農村工業化發展。特別要強化資金信貸幫扶,鼓勵各家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下鄉,給農村集體或農民大戶創辦工業提供優惠的信貸資金支持。地方各級政府要主動作為、積極作為,將鄉村自辦工業提上重要議事日程,組織專業專門力量出謀劃策、協調推動,研究解決自辦工業中的重大問題,建立重點企業、重點項目領導掛包聯系制度,實時跟蹤服務,為農村推進新型工業化提供政策保障。

 

三、農民“留得住”,在于推進新型城鎮化

 

青壯年農民,是農業、農村的中堅力量。可以問問那些背井離鄉的“農民工”們,如果他們在鄉村也能賺到養家糊口的工資,他們還會辭別一家老小外出打工嗎?“農民工”到城市務工,承受著城市的高生活成本,卻沒能享受到市民該有的福利,子女上學、醫療、住房、養老問題沒有一樣能得到公平解決,往往游離于城市社會的邊沿地帶,較為艱辛地生活著。為了養家糊口,他們只得選擇漂泊。借用學者呂途的一句非常經典的話來描述農民工的狀況:“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農村,迷失在城鄉之間。”

 

老弱者留守農村,青壯年進城務工,家庭的分離無疑是殘忍的,尤其是長期精神上的折磨。現在出現的留守兒童親情缺失問題,農村老人自殺現象,并非完全因為物質原因,其中一個很關鍵的因素是精神痛苦。2015年,貴州省畢節市七星關區田坎鄉茨竹村,一家留守兒童5-13歲的4兄妹服敵敵畏自殺,發人深省,無情地拷問著“農民工”的家庭處境。

 

因此,如果無視“三農”問題,不管是放任龐大的“農民工”群體游離于城市邊沿,還是遷徙于城鄉之間,都是一種殘忍,都是嚴重缺乏民本觀念的行為。如若有人替“農民工”問題辯解,拿城市發展需要勞動力作借口,明顯存在道德缺失。城市既便需要“農民工”,也無權漠視“農民工”的權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鎮化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從1978年到2016年,中國城市數量從193個增加到657個,建制鎮由2173個增加到20883個。從1978年至2017年,中國的城鎮常住人口從1.72億人增加至8.1億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8.52%。2017年,中國人口達百萬大城市以上的有53個,其中超大城市(人口1000萬以上)4座,特大城市(人口500-1000萬)13座,大城市(人口100-500萬)36座。

 

北京、上海、廣州早已經不堪人口重負,特別是一線、二線城市變生出了許多難以克服的“城市病”問題,全國17個500萬以上特大城市均不同層次出現房地產泡沫問題,住房價格失控畸高,在城市生活、經營成本驟升。

 

當今中國出現“城市病”問題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有九十年代開始的分稅制的原因,有控制房地產政策不夠精準的原因,但也不無加快推進城市化進程所帶來的鋼性需求,以及給炒房者帶來的升值和套利的預期。其中根本原因還是中國在工業化、城市化區域布局上的畸形發展所致,因為中國農村的城鎮化步伐明顯滯后了!

 

黨的十八大提出了新型城鎮化概念,黨的十九大提出“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根據國家發改委發展規劃司的解釋:城市化,就是人口從農村向城市集中,從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轉換的過程;城鎮化,就是人口從農村向城市、城鎮集中,在城市、城鎮發展第二、三產業來吸納農業人口的過程;新型城鎮化,已不再局限于人口從農村向城市、城鎮的轉移,以及在城市、城鎮發展第二、三產業并吸納農業人口,還強調人口與經濟社會活動在城市與城鎮之間的均衡分布,嚴格控制大城市的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促進人口和生產力的合理布局,促進城鎮發展和農村城市化。[12]推進新型城鎮化,正是解決“城市病”問題,讓“農民工”回歸農村,減少農業人口比重的有效途徑。

 

因此,建議從國家層面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發展農村小城鎮,提高農村城鎮化水平,將城鎮建成被農村所包圍的“田園城市”,建成鄉村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讓農業人口的實現就地就近轉移,成為城鎮的市民,讓廣大農民在農村真正“留得住”。

 

推進農村新型城鎮化之主要目的:其一,將城鎮建成“農民工”回歸之所,通過推進農村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引導“農民工”回歸鄉村和城鎮,投身于鄉村振興發展。

 

其二,將城鎮建成農民就地轉移的目的地,吸納農業人口向二、三產業轉移,有序減少農業人口的總體規模和占比。

 

其三,將城鎮建成“城市病”的疏解之地,建成農村與城市之間的過渡地帶,使“農民工”退城入鎮,實現人口在城市與小城鎮之間均衡再分配,從根本上解決部分城市因過大而導致的“城市病”問題。

 

其四,將城鎮建成農村的非農產業載體,重點建設農村工業園區或農村工業項目集中區,建設與工農業生產、農民生活相配套的三產服務業,形成三次產業合理布局、融合發展的鄉村振興格局。

 

推進農村新型城鎮化,難免要在深化行政區劃改革上下工夫。首先,應加快全國農村“撤鄉并鎮”步伐,爭取在大約10至20年時間內全部實現“撤鄉并鎮”或“撤鄉改鎮”;其次,應總結推廣廣東省東莞市32個鎮街就地城鎮化、福建省培育“鎮級小城市”的經驗做法,對滿足條件的鎮進行“撤鎮改市”;第三,應探索構建“衛星型”鎮村模式,在廣大農村確立以鎮(市)為中心,以村(居)為基礎,以鎮帶村、鎮村一體化的農村城鎮化發展格局,形成“中心鎮(市)―衛星村(居)”城鄉一體化布局。

 

目前,“農民工”之所以寧愿呆在城市過著邊緣化的市民生活也不愿意回到農村,就因為存在巨大的城鄉差距。要想讓廣大農民在農村“留得住”,必須在推進新型城鎮化中,全面健全城鎮配套功能,目標就是要致力解決“宜業”、“宜居”、“宜養”問題,減小城市與鄉鎮之間的差距,讓農民在全國4萬個鄉鎮57萬個村莊上“留得住、能發展、有保障”。

 

(一)突出“宜業”,讓農民就近從業

 

推進農村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首要任務是:構建“宜業”之城。

 

單打獨斗的“小農經濟”雖然能夠解決溫飽問題,但是農民孩子讀書的錢哪里來?看病救命的錢哪里來?買衣置鞋的錢哪里來?用電通話的錢哪里來?農民們得想辦法賺取日常家庭基本開銷的錢。當“小農經濟”賺不到錢時,農民還會留在農村么?于是大家只得紛紛外出打工了。為了養家糊口,在我國8億農村戶籍人口中便有2.9億青壯年勞動力不得不背井離鄉當了“農民工”,約占據全國總人口的21%,還有5.8億常住人口留在農村,約占全國總人口的42%。

 

根據來源于世界銀行網站(國際勞工組織勞動力市場主要指標數據庫)的數據,2017年,中國農業就業人數占全國就業總人數的比例為17.51%,美國占比為1.66%,日本為3.49%,韓國為4.89%,即中國就業勞動力中從事農業占比是美國的10.5倍、日本的5倍、韓國的3.6倍。

 

而實際上我國依賴農業就業的人數只多不少。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云華的研究結論:2015年,中國的農業就業人數為21919萬,而美國的農業就業人數僅為242.2萬,中美兩國農業就業人數之比超過90∶1。

 

中國農業的人海戰術只能說明一個事實,農業的低效和農民的低收入。因此,僅僅依賴微薄的人均耕地資源與當前總體低效的農業,難以讓規模龐大的農民群體過上真正富裕的生活,更難以支撐起一個繁榮的農村經濟。經濟學家林毅夫說過:“要富裕農民,就要減少農民。”強調要解決現在的三農問題,就要減少從事農業的農民在農村勞動力中的比例,這就意謂著,更多的農業勞動力有待于轉移到非農產業,更多的農民有待于從鄉村轉移到城鎮生活。

 

非農產業也就是工業或服務業。工業,是創造財富產生增加值的生產性行業,一個全產業鏈的工業生產,可以對原材料實現成百上千倍的增值效應,這是傳統農業這個生產性行業所無法比擬的,更是服務業這個對生產性行業創造的財富進行重新再分配的行業所無法替代的。

 

中國城鎮化的發展歷程告訴我們,城鎮化是伴隨著工業化而發展的,是非農產業在城鎮集聚、鄉村人口向城鎮轉移的自然歷史進程。沒有工業的城鎮,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是沒有經濟支撐的空殼鎮,基本上難以解決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也難以解決支撐城鎮化可持續發展的經濟來源問題。

 

因此,農村推進新型城鎮化要與推動新型工業化相對接,建設“宜業”之城要著重在發展城鎮工業上下工夫,使城鎮工業成為城鎮經濟發展的龍頭、城鎮就業的主體。集中發展城鎮工業,是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首要任務。

 

首先,要有發展規劃。在制定城鎮化發展藍圖時,要優先做好工業化發展的長遠規劃,科學確定產業取向,合理布局產業鏈條,有序引導城鎮工業加快發展。

 

其次,要有工業園區。盡量高標準設立城鎮工業園區,筑巢引鳳,實現工業企業的相對集中,推進農村工業項目向園區集聚,吸引主導產業入園發展,充分發揮園區的集聚效應和聯動效應。

 

第三,要有配套政策。研究制定能夠促進工業產業發展有效管用的配套政策措施,加強政策引導、資金扶持,優化投資硬環境和軟環境,形成發展城鎮工業的政策“洼地”。

 

第四,要有長期行動。堅持不懈抓工業,不管“外生型”還是“內生型”,不管內資還是外資,千方百計、各顯神通地引進發展工業產業,以工業化支撐城鎮化,以城鎮化引領工業化。

 

當然,要將城鎮建成“宜業”之城,還必須科學有序發展三產服務業,圍繞工農產業發展、圍繞城鄉居民生活、圍繞鄉村特色旅游,培育構建相關配套服務業,搞活鄉村商貿經濟,形成多元化的農民就業格局。

 

(二)突出“宜居”,讓農民退城入鎮

 

推進農村新型城鎮化建設的基本任務是:構建“宜居”之城。

 

網絡輿論將當今中國社會中存在的醫療、教育、住房問題,稱之為“新三座大山”,這是由于一些地方受到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誤導,對一些公共服務、民生領域過度私有化、盲目市場化導致的結果。近年來,中央和地方高度重視這些問題的糾治和解決,一些地方的創新改革成效也可圈可點。

 

目前,全國常住農村這些人,享受不到城市便捷的交通、便利的城市服務、完善的醫療、教育、住房等保障。隨著大量“農民工”回歸農村,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業人口轉變為非農業人口,他們最理想的居住地便是農村城鎮。

 

因此,在推進農村新型城鎮化建設時,一方面應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放寬農民在小城鎮落戶的條件;另一方面應強化城鎮相關基礎設施建設,為農村居民提供平等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致力解決影響農民在城鎮生活的配套功能問題,使農民享受與城市居民一樣的市民待遇。

 

要將解決醫療、教育、住房問題作為實現農村城鎮“宜居”的重點任務。

 

醫療方面,總結推廣福建省三明市醫改的成功經驗,組建市縣鄉三級公立醫院醫聯體,進一步加強縣級醫院鎮衛生分院的建設,配套配齊醫療設施,特別要加強醫生隊伍建設,在所有行政村一級設立公辦衛生所,配備更強的鄉村醫生力量,讓農村病人有較高水平的就診條件。

 

教育方面,重視農村教育事業發展,加大教育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強化對義務教育階段困難學生的幫扶和生活補助,提高農村教師隊伍建設,提升農村教育整體水平,讓農民子女“留得住”。

 

住房方面,適度控制農村住房商品化程度,學習借鑒重慶市的成功經驗,大力建設城鎮周轉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有效控制農村房價,避免城鎮住房出現泡沫化,讓農村居民住有所居。

 

2018年,國家開展利用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來建設租賃住房的試點,推動建立多主體供應、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使農村集體土地不須經過征地環節就可以進入城市供應。這也是從土地政策層面增加城鎮住房供應的重要舉措。

 

通過從根本上解決廣大農村城鎮的醫療、教育、住房等關鍵問題,讓回鄉“農民工”來到城鎮居住,安居樂業,更好地享受與城市相近的公用配套資源和公共服務功能;讓部分有條件的農業人口離鄉進鎮,實現就近轉移,成為城鎮居民。

 

此外,在建設“宜居”城鎮時,要注重充分發揮農村的優美、綠色、原生態的自然環境,讓農村生活便利化與生態化相融合,讓農民真正感受到城鄉一體化的“宜居”環境。

 

(三)突出“宜養”,解決農民養老保障

 

推進農村新型城鎮化建設的兜底任務是:構建“宜養”之城。

 

我國人口老齡化日益嚴重,擁有世界上數量最多的老年人口,截止2018年,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已超過2.3億(預計2020年將突破2.5億人,2025年將突破3億人,屆時中國將成為超老年型國家),其中農村老年人口約占75%,即1.7億左右。如果全國1.7億農民老年人的基本養老問題沒有得到兜底解決(目前施行的新農保僅僅是低水平的試點),那么我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可能打了折扣。

 

共享發展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落腳點和歸宿。近年來,國家實施了農民醫療保險全覆蓋,以及在全國農村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簡稱新農保)試點。2009年開始,年滿60歲符合相關條件的參保農民不用交費就可以領取基礎養老金每人每月55元。雖然目前政府發放的基礎養老金數額還非常低,但也算有了個起步,財力好的地區還可以逐年增加。

 

2018年,上海市農村基礎養老金已達850元,北京市為610元,深圳市為360元。福建省已將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與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合二為一,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2018年1月1日起,全省城鄉居民(含農民、城鎮居民)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已提高至每人每月118元。

 

目前全國基礎養老金低于100元的省份還有很多,如在云南、貴州等省都僅有80元。試想,農民老人每人每月僅有80元的基礎養老金能干什么?對于貧困家庭或無法依靠子女養老的農民老人怎么辦?有耕地的農民老人只好繼續種地,活到老干到老,直到實在干不動時,只能聽天由命了。于是乎在農村,年過花甲、古稀、耄耋的老人仍然在田里干農活的現象,屢見不鮮。

 

最苦的算是失地農民了,有些地方十幾年前,在一輪又一輪的政府軟硬兼施強行征地情況下,無奈將僅有的人均一兩畝的耕地,以每畝幾千元的終身使用地價被征收,為的是流轉給城市資本下鄉搞現代農業項目,或征遷搞新村建設、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等等。這一部分事實上的失地農民,幾千元每畝的征地補償很快花光后,多數淪為無業流民,臨到老了能享受到的僅有每月80元的新農保基礎養老金。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后的農民老年人,連活到老干到老的機會都沒有了。

 

目前,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框架已經在全國建立,余下的就看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對農民養老保障的投入力度了。何時才能兜底解決全體農民基本養老保障問題,已成為8億農民熱切期盼的美好目標,也是衡量和檢驗鄉村振興成效的基本標準。

 

建議中央應當將全面解決農民養老問題納入實施農村振興戰略的專項政策,多方籌措資金,加大幅度提高新農保基礎養老金額度,至少每人每月達到500-1000元以上,各級財政每年大約支出1-2萬億元,真正讓全國廣大農民老有所養。廣大農民有了農民養老的兜底保障,共享了養老的獲得感之后,就沒有了后顧之憂,不必滿世界討生活,農民終將“留得住”了。

 

因此可以想見的是,一旦解決了農民的基本養老問題,其社會效果將會一舉多得、事半功倍

 

第一,將成為史上最大的民心工程,徹底解決農村貧困老人生活問題,讓農村老人群體安度晚年。

 

第二,將極大地緩解農村信訪維穩沖突,促進農村征地遺留問題的息訪息訴,有利于今后農村土地征遷工作。

 

第三,將極大地拉動農村消費,可以想見的是,老年人每月僅有的幾百元養老保障金將基本上投入家庭消費,對國家擴大內需定會有意想不到的拉動效應。

 

第四,將讓農民老年人擺脫對子女養老的依賴,擺脫“養兒防老”的舊俗,徹底減輕新一代農民的生活負擔,讓他們輕裝上陣。

 

第五,將降低黨和政府在農民的民生保障應盡方面存在的道德風險,讓建國以來前30年為國家工業化原始資本積累甘受清貧、無私奉獻的老一代農民共享國家發展成果,增加獲得感。

 

此外,有條件的地方還應加快農村養老基礎設施、養老福利機構的建設,鼓勵地方發展公辦養老事業,適度發展私營改善型、消費型養老機構,吸引城市人下鄉養老,加強政府監管,為農村老人幸福安康提供最基本的兜底性保障。

 

中國“三農”問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解決農業“找出路”、農村“要致富”、農民“留得住”問題,也絕非一日之功。然而,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行業,讓農村變成富裕繁榮之地,讓農民安居樂業,這才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之目標所在、期望所在!

 

參考文章:

[1]《中國糧食安全及供需狀況分析》,2015年02月15日《財經》

http://www.qstheory.cn/economy/2015-02/15/c_1114379549.htm

[2]《中國糧食進口安全性及風險分析》,2016年8月12日《經濟研究導刊》2016年第12期,河南工業大學糧食經濟研究中心王理

http://www.shac.gov.cn/scjg/scfx/jckdt/201608/t20160804_1618036.html

[3]《我國糧食進口與糧食安全問題》,《價格月刊》2015年第2期,劉紅等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MTE0Nzc1Nw==&mid=2650180890&idx=1&sn=84bc3f47810e4d2a1e2e63f9b41cd4d1

[4]《2018年中國大豆種植面積預計增加一千萬畝,壓縮水稻》,2018年5月17日觀察者網綜合

http://www.guancha.cn/economy/2018_05_17_457126.shtml

[5]《糜振玉:正視進口轉基因大豆對13億中國人健康安全的危害》,2015年5月19日紅歌會網,軍事科學院原副院長、博士生導師中將軍街糜振玉

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505/84954.html

[6]《我國大豆進口依存度已超80%,外資企業市場份額占75%》,2016年1月28日中國商務部網站,商務部駐大連特派員辦事處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resume/n/201601/20160101245247.shtml

[7]《警惕!西方四大糧商巨頭對中國糧食進行了壟斷》,2018年8月9日搜狐網轉自中華元智庫,張庭賓

http://www.sohu.com/a/246033146_412195

[8]《農地三權分置也可以首先完善集體所有權——兼論塘約村的農地三權分置》,2017-12-01烏有之鄉,張文茂

http://www.wyzxwk.com/Article/sannong/2017/12/385477.html

[9]《〈塘約道路〉沒有告訴我們什么》,2017年8月14日新鄉土,李昌金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f2525810102xr0z.html

[10《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對發展我國農村經濟的探索創新及啟示》,2014年05月04日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樊憲雷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4/0504/c384616-24971745.html

[11]《從國外農村工業化模式看中國農村工業化之路》,《經濟研究參考》2006年第73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杜志雄、張興華

http://znzg.xynu.edu.cn/a/2017/07/8158.html

[12]《概念辨析:城市化、城鎮化與新型城鎮化》,國家發改委發展規劃司2018年8月13日,http://ghs.ndrc.gov.cn/zttp/xxczhjs/ghzc/201608/t20160824_815572.html

 

作者單位:福建省三明市政府辦公室;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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