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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佳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鮮明特色——黨的十九大報告學習體會
點擊:  作者:朱佳木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跟蹤研究報告》  發布時間:2018-04-09 11: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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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相比其他組成部分,又具有許多自身的鮮明特色。其中主要體現在:


  一、更加強調發展要以人民為中心,改革要給人民獲得感,具有更加鮮明的人民性;

  二、更加強調共產黨員要堅定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革命理想高于天,具有更加顯著的革命性;

  三、更加強調中國共產黨要保持一貫的原則立場、戰斗作風、斗爭精神,共產黨人要發揚應有的戰斗風格,具有更加強烈的斗爭性。


  有了這一思想作為我們黨的行動指南,必將給我們國家帶來新的面貌、新的氣象,確保我們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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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的十九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一道確立為黨的行動指南,是十九大取得的一項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成果。


  如果說鄧小平理論要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怎么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要回答新形勢下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科學發展觀要回答新形勢下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的問題,那么,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要著重回答的問題是: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同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間有關聯,但不完全是一個問題,不等于弄清楚了前者,就自然而然弄清楚了后者。社會主義是帶普遍性的概念,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個帶特殊性的概念,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是一個嶄新的問題。自從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上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后,我們黨圍繞這個問題進行了長期理論探索,取得了許多重大理論創新成果。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內外形勢變化和我國各項事業發展向我們提出的一個新的重大時代課題。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帶領我們黨緊密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和實踐要求,進行艱辛理論探索,系統回答了這個課題,從而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從黨的十九大報告和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中可以看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既包括堅持和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任務、總體布局、戰略布局、發展方向、發展方式、發展動力、戰略步驟、外部條件、政治保證等,也包括由14條原則構成的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又和其他組成部分相比具有許多自己的鮮明特色。


  我認為,其中最大的特色有以下幾點:


  第一,更加鮮明的人民性


  改革開放前,我們黨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一方面由于客觀需要,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經驗,實行單一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不允許個體私營經濟和市場調節存在,也不允許除按勞分配之外的其他分配形式存在。其結果一方面使權錢交易基本失去了滋生土壤,另一方面也抑制了經濟的靈活性和群眾的積極性,助長了平均主義,束縛了生產力發展。


  改革開放后,我們黨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的實際水平出發,提出允許和發展個體私營經濟,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并將計劃經濟體制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大大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但與此同時,一些同志對市場經濟和外部環境可能給我們黨帶來的危險失去警惕,少數人趁機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打著“改革”旗號損害國家和人民群眾利益,還散布“為人民服務”是不適應市場經濟的“陳舊觀念”,提出“共產黨也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等錯誤觀點,使黨的宗旨意識在一部分同志思想中逐漸淡薄,商品交換原則侵蝕到黨內政治生活,以致“四風”問題突出,貪腐現象嚴重,人群、行業、地區間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引起廣大人民群眾不滿,威脅黨的執政基礎。針對這種情況,習近平總書記自黨的十八大以來反復提醒全黨要不忘初心,不斷強調發展要以人民為中心、改革要給人民獲得感。

 

  早在黨的十八大剛閉幕之際,習近平總書記就在會見中外媒體時宣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在同日發表的《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的六個方面工作》一文中他又指出:“一定要堅持從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在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上持續取得新進展。”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他進一步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必須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如果不能給老百姓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創造更加公平的社會環境,甚至導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義,也不可能持續。”“我國社會歷來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觀念,我們要在不斷發展的基礎上盡量把社會公平正義的事情做好。”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上他又說:“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體現在經濟社會發展各個環節,做到老百姓關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進什么,通過改革給人民群眾帶來更多獲得感。”針對所謂“我們黨有自己特殊利益”的言論,他更是旗幟鮮明、斬釘截鐵地指出:“我們黨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習近平總書記的上述思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上得到了更加集中和充分的闡釋。報告從“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到“著力解決人民群眾反映最強烈”的問題,從“順應人民意愿”到不斷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從“堅持人民當家作主”到“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從“以人民安全為宗旨”到“把人民利益始終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從“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到“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使各級人大成為同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系的代表機關”,從“抓住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到建成“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務”,從“人民群眾反對、痛恨什么,我們黨就要堅決防范和糾正什么”到“凡是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都要嚴肅認真對待”等,可以說處處閃爍著“為人民服務”思想的光芒。報告直到最后一個自然段,仍然借用《禮記》“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古訓,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有深厚歷史底蘊的。如果要比哪個詞匯在報告中出現頻率最高,恐怕非“人民”一詞莫屬。像這樣通篇強調、貫徹黨的宗旨的報告,在歷次黨代會中是不多見的。而這恰恰體現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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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更加顯著的革命性

 

  改革開放前,我們黨曾一度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提出過“破除資產階級法權”,也考慮過取消工資制;后來,又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給黨和國家的事業造成了嚴重損失。

 

  改革開放后,我們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這時,又有少數人以此為借口,反對社會主義社會還要繼續進行革命,甚至提出什么“共產主義遙遙無期”、“要給共產黨改名”、“要把我們黨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等荒謬觀點和主張,使“共產主義理想”、“革命”等詞匯一度成為“左”的代名詞。常識告訴我們,“革命”并不完全指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我們黨選擇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相對于世界資本主義秩序來說也是革命。黨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同時,強調“這絕對不是說革命的任務已經完成,不需要堅決繼續進行各方面的革命斗爭”了,指的正是這種意義的革命。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革命理想高于天”,指的也是這種意義的革命。

 

  強調“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奮斗”,當然不是說共產主義很快就要實現,而是要求共產黨人牢記黨的最終奮斗目標,不要在實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政策時迷失大方向。


  習近平總書記針對“共產主義遙遙無期”的謬論,引用陳云關于“共產主義遙遙有期,社會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的話,所要表達的是這個意思。他針對“給共產黨改名”的議論指出:“國內外敵對勢力總是企圖讓我們黨改旗易幟、改名換姓,其要害就是企圖讓我們丟掉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丟掉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念。而我們有些人甚至黨內有的同志卻沒有看清這里面暗藏的玄機”。所要表達的也是這個意思。他針對一些同志理想信念模糊、動搖的現象強調:“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要牢記我們黨從成立起就把為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而奮斗確定為自己的綱領,堅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不斷把為崇高理想奮斗的遠大實踐推向前進。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叫共產黨,就是因為從成立之日起我們黨就把共產主義確立為遠大理想”。所要表達的還是這個意思。

 

  他說:“我們現在做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事情,但不能忘記初衷,不能忘了我們的最高奮斗目標。在這個問題上,不要含糊其辭、語焉不詳。含糊其辭、語焉不詳是理想信念模糊甚至動搖的一種表現,好像這個東西太遙遠,我們也拿不準,所以就不愿提及了。眼前的事情,我們看得到,所以敢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敢提,‘兩個一百年’敢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二〇二〇年就能實現了,看得挺準,更敢提……我們要堅定信念,堅信它是具有科學性的。”他指出:“不實行改革開放死路一條,搞否定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也是死路一條。在方向問題上,我們頭腦必須十分清醒。”“我們不能做超越階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說在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方面就無所作為,而是要根據現有條件把能做的事情盡量做起來,積小勝為大勝,不斷朝著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前進。”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的上述思想體現得也很充分。只要同歷次黨代會比較一下就不難看出,“共產主義理想”、“革命”等詞匯在這個報告中出現的頻率同樣是相當高的。比如,報告中重申了習近平總書記過去五年一再講過的:“革命理想高于天。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靈魂,也是保持黨的團結統一的思想基礎。要把堅持理想信念作為黨的思想建設的首要任務,教育引導全黨牢記黨的宗旨,挺起共產黨人的精神脊梁,解決好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個‘總開關’問題,自覺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和忠實實踐者。”

 

  在回顧黨的歷史部分,報告一上來就引用毛澤東“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名論斷,指出:“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并高度評價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的重要意義。報告除了繼續使用歷次黨代會所使用過的“革命軍人”這一概念外,還首次提出“革命文化”的概念,指出“革命文化”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源泉;強調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牢固樹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

 

  所有這些,可以說都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鮮明特色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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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更加強烈的斗爭性

 

  改革開放前,我們黨一度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過分強調斗爭哲學,不該斗的也斗。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停止了這個不適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黨內外一些人又出現了另一種偏向,即怕矛盾,怕斗爭,怕得罪人,甚至一度面對走私猖獗、腐敗成風、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宗教極端勢力和各種分裂勢力的挑釁,也不敢理直氣壯地采取處置措施。有人還曲解鄧小平理論,用“不爭論”為不作為開脫。

 

  針對這些情況,習近平總書記自黨的十八大以來,一方面大力倡導我們黨一貫的原則立場、戰斗作風、斗爭精神;另一方面以身作則,在從嚴治黨,加強意識形態工作,反對臺獨、疆獨、藏獨、港獨分裂勢力等問題上,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為全黨作出了表率。他說:“我國曾經有政治掛帥、搞‘階級斗爭為綱’的時期,那是錯誤的。但是,我們也不能說政治就不講了、少講了,共產黨不講政治還叫共產黨嗎?”他指出:“堅持正面宣傳為主,決不意味著放棄輿論斗爭。”“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劍。”對于國內外敵對勢力散布的政治謠言和奇談怪論,“我們不能默不作聲,要及時反駁,讓正確的聲音蓋過它們。這與韜光養晦或不爭論是兩碼事”。他批評“一些單位和黨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責任感不強,在重大意識形態問題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助長了錯誤思潮的擴散”。他告誡“宣傳思想戰線的同志要當戰士、不當紳士,不做‘騎墻派’和‘看風派’,不能搞愛惜羽毛那一套……以戰斗的姿態、戰士的擔當,積極投身宣傳思想領域斗爭一線。”他說:“黨的宣傳思想工作者不愿意甚至不敢堅持黨性原則,豈非咄咄怪事?”他還引用毛澤東關于“我們必須堅持真理,而真理必須旗幟鮮明”的格言,用以提倡共產黨人發揚應有的戰斗風格。

 

  黨的十九大報告充分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的上述思想。報告強調:“社會是在矛盾運動中前進的,有矛盾就會有斗爭……任何貪圖享受、消極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為都是錯誤的。”報告提出,要“堅決反對一切削弱、歪曲、否定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行”,要“堅決反對一切損害人民利益、脫離群眾的行為”,要“堅決破除一切頑瘴痼疾”,要“堅決反對一切分裂祖國、破壞民族團結和社會和諧的行為”,并且號召全黨要充分認識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這場偉大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發揚斗爭精神”。

 

  報告在加強意識形態工作問題上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更加鮮明”,同時強調“意識形態領域斗爭依然復雜”;“意識形態決定文化前進方向和發展道路”,要“不斷增強意識形態領域主導權和話語權”、“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落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要“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營造清朗的網絡空間”,“旗幟鮮明地反對和抵制各種錯誤觀點”,“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蝕”,“倡導講品位、講格調、講責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

 

  在深化依法治國實踐、維護國家安全和統一的問題上,報告提出,“要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推進合憲性審查工作,維護憲法權威”。要“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健全國家安全體系,加強國家安全法治保障”,“嚴密防范和堅決打擊各種滲透顛覆破壞活動、暴力恐怖活動、民族分裂活動、宗教極端活動”;要求“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發展壯大愛國愛港愛澳力量,增強香港、澳門同胞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強調“我們有堅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夠的能力挫敗任何形式的‘臺獨’分裂圖謀”。

 

  在全面從嚴治黨的問題上,報告肯定了十八大以來“堅決改變管黨治黨寬松軟狀況”,“堅持反腐敗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堅定不移‘打虎’、‘拍蠅’、‘獵狐’”,要求全黨“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斗性,自覺抵制商品交換原則對黨內政治生活的侵蝕”,反對“好人主義”,防止和反對“圈子文化、碼頭文化,堅決反對搞兩面派、做兩面人”;指出:“旗幟鮮明講政治是我們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根本要求。黨的政治建設是黨的根本性建設,決定黨的建設方向和效果。”“全黨要堅決執行黨的政治路線,嚴格遵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在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則、政治道路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報告還在論述正確選人用人導向時指出:要“突出政治標準”,“旗幟鮮明地為那些敢于擔當、踏實做事、不謀私利的干部撐腰鼓勁”。


  像這樣理直氣壯、大張旗鼓地彰顯共產黨人的政治性、原則性、斗爭性,在歷次黨代會報告中也是很少見的,無疑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一大特色。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之所以具有這些突出特色,我認為除了緣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自從十八大以來,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也與明確肯定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之間的內在統一性,重視貫通總結兩個歷史時期的經驗教訓,因而能夠融匯吸收它們的長處、綜合借鑒它們的不足有著密切關聯。這一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到新階段的必然產物,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要標志。有了這一思想作為我們黨的行動指南,必將給我們國家帶來新的面貌、新的氣象,必將保證我們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勝利。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微信公號,原載于世界社會主義黃皮書:《世界社會主義跟蹤研究報告——且聽低谷新潮聲》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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