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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曉鵬:理解國企民企之爭,需真正理解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關系
點擊:  作者:李曉鵬    來源:“底線思維”微信公號  發布時間:2018-10-18 08: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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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底,國家主席習近平考察東北,視察民企忠旺集團。


每當宏觀經濟面臨下行風險,大量中小企業發展遇到問題的時候,國有和民營關系的爭議就會被拿出來熱炒一番。所有制問題很有討論的價值,但總會有一些“帶節奏”的聲音,把問題往陰謀論、泛意識形態的方向引導。基本邏輯是:中小企業遇到困難,就是民營經濟遇到困難;民營經濟遇到困難,就是國家政策發生轉向。“殺豬論”、“合營論”之類的說法跟著就出來了。這種言論不能不充分警惕。

 

當前民營中小企業遇到的大部分問題,包括融資難、環保壓力大、制造業利潤微薄,基本上都跟宏觀經濟走勢、產業結構升級以及自身經營策略失誤密切相關,歸不到政府對待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政策變化上來。大企業信用良好,融資成本低;中小企業信貸風險高,融資相對困難,這在全世界都是如此。即使是中小企業自身,在選擇業務伙伴的時候,也會傾向于認為和更大企業合作的風險更低,跟民營中小企業合作的風險更高。這跟政府是否給予國有民營企業同等的權利待遇并無關系。

 

在信用擴張時期,“熱錢”很多,中小企業想要獲得貸款等融資也相對容易。在信用收縮時期,各種金融機構——不管是國有、民營還是外資金融機構,都會首先收縮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支持。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就會變得非常突出。民營中小企業自身財務管理制度往往不夠完善,老板個人決策的作用太大,遇到資金寬松的環境,頭腦發熱就大量融資擴張業務,沒有考量隨之帶來的風險。在經濟整體去杠桿的過程中,這一類企業往往首當其沖成為“退潮中的裸泳者”,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

 

中國過去幾年推動去杠桿,加大環保執法力度,受沖擊最嚴重的群體確實是中小企業,但本質上并不是因為我們的政策制定者在這個過程中特別關照國有企業、歧視民營企業,而是因為民營中小企業相對于國有企業,在風險控制和環保標準執行方面,本來就存在更多的問題。同樣的標準一刀切下來,大量民營中小企業出現經營困難甚至因為資金鏈斷裂或環保不達標而停產倒閉,是必然現象。反之,在金融監管和環保要求方面,如果對國有企業高標準要求,對民營企業低標準要求,這就合理了嗎?這樣反而才是歧視,是不合理的。

 

過去幾年,中國政府在優化中小企業營商環境方面所作的努力是非常多的,針對中小企業增值稅營業稅的減免力度非常大,小微企業增值稅減半征收,所得少于五十萬的按百分之十收取,企業辦理工商注冊登記和稅務開票以及各項行政審批的流程都在快速簡化,不存在什么“改革倒退”之類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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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發展并不矛盾。中小企業要有一個好的發展環境,除了稅收這種可以直接量化的標準,基礎原材料和基本公共服務的穩定性也很重要。網絡通信道路交通能源化工等這些經濟發展的基礎服務基本都是國有企業在提供。

 

前段時間有篇論中國制造優勢的文章說了,中國的一次性打火機為什么能夠稱霸全世界?那不僅是浙江商人的精明和勤奮,實際上背后是有一個強大且可靠的化工和鋼鐵工業基礎做支持。這種國有經濟主導的鋼鐵化工產業,中國可以做到成本比發達國家低、效率比發展中國家高,所以才有浙江的打火機生產能夠占據全世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市場。實際上不僅是打火機,浙江無數的小商品生產都必須依賴它背后的這個高效且可靠的國有經濟體系。

 

除了鋼鐵和化工原材料,還有能源供應。十年前,我訪談過一個做航天精密儀器的民營企業家,他把企業的制造從北京搬到了河北的固安,那個時候固安的工業園區電力供應還很不穩定,跟北京沒法比。他對此非常抱怨,說動不動就突然停電,對精密加工而言根本就是不可接受的。言下之意是有點后悔搬過來了,后悔當時貪圖稅收減免和土地便宜。不過現在十年過去,這方面的短板基本解決,這個企業現在發展的很好了。

 

中國國家經濟的競爭力是一個龐大而復雜的系統,其中很關鍵的一環就是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合作。民營經濟能夠如此活躍,在改革開放四十年里邊能夠發展的這么好,老板們能夠打敗全世界包括發達國際和發展中國家的那么多競爭對手,賺這么多錢,國有經濟在背后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此外,國有企業相對民營企業還承擔了更多的國家責任。國有企業在稅務、社保方面是相對比較規范的,此外還有利潤上繳。同樣的產值,國有企業上交國家的利稅和社保比例要大大高于民營企業,這也是各方公認的。煙草總公司每年上繳的利潤和稅收總額就超過了一萬億元,幾乎與中國的軍費開始相當。金融類國企的利潤和稅收就更是驚人。這些資金支撐了中國的公共服務開支和社會基金的運行。如果國有企業因為私有化等原因,大幅度減少了利稅和社保上交,那么中國政府就很難繼續維持目前這個水準的國防、治安、交通通信等公共服務;或者說,如果要維持目前這個水準的公共服務,就只能大幅度提高民營企業的稅收和社保征收力度。

 

雖然名義上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都是執行一樣的稅收和社保征收標準,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對中小企業一直是網開一面的,大量的中小企業存在的稅收和社保漏交少交,政府并沒有認真去計較。這不僅是出于政府保護中小企業發展的良好愿望,更根本的是背后有國有企業在以高標準交稅和交社保,因此不需要提高中小企業負擔政府的公共服務也可以維持在較高的水準,社保基金也還不至于短時期內出現嚴重短缺,政府有充足的財源。

 

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環境,應該是全世界最好的之一了。跟美國比,還很多方面有差距,但在勞動力成本和交通電力等方面也有局部的優勢。美國的公共開支建立在美元全球霸權的基礎上,它可以用高達21萬億美元的債務來支撐它的公共服務、福利開支和對企業減稅。簡單來說,這些好處有很多是全世界其它國家的老百姓拼命干活給美國交的“鑄幣稅”。美國政府拿著這個稅收,就可以抵扣一部分原本應該向國內中小企業收的稅,而且還可以以非常低廉的價格向國民供應石油等能源。這些好處中國目前是享受不到的,所以有些聲音就只盯著美國,只比較中美差異,然后就得出中國國有企業系統主導的能源原材料價格太貴,稅收負擔太重等結論,是不客觀的。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要奮起直追,要從美國控制的全球體系中崛起,不可能讓我們的民營中小企業各個方面都比美國的中小企業過的更舒服,既享受比美國低廉的能源價格,又少交稅少交社保。中國政府和中國的國有經濟體系,在外部環境限制和內部資源條件約束的情況下,已經為中國的民營企業創造了盡可能好的生存發展環境。相比除了擁有全球霸權的美國以外的其它國家,應該說綜合來看已經是做的最好的了。

 

如果我們不看到國有經濟發展對民營企業特別是民營中小企業發展的巨大支撐作用,一昧的強調國有和民營經濟的對立,國家一說要做大做強國有企業,就要說會扼殺民營經濟的發展空間,這種非此即彼的思想是非常有害的。做大做強國有企業,也就是同時在為做大做強民營經濟創造更好的環境和條件。

 

不可否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某些領域存在著競爭關系。這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現象,就如同國有企業之間、民營企業之間也會存在競爭關系一樣,有競爭才有進步。國有企業在政府資源、信用支持方面更有優勢,但同時也要看到,國有企業也會更多的承擔很多政治任務,有些賺錢的事情,政府不讓賺它就賺不到,比如網絡游戲之類的;有些虧本的事情,政府讓它干,它就得不計成本的投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時候,好多民營企業經營不善,大量解雇工人,國家為了穩定就業,就不準國有企業裁員。這就是國有企業的政治負擔。民營企業雖然沒有政府信用背書,但賺的錢都是企業家自己的;國有企業有政府背書,但賺的錢只給企業家發遠低于市場標準的工資。

 

國有企業相對于民營企業,是一種優勢和劣勢并存的企業組織形式。我們不能只看到國有企業享受到的某些特殊資源優勢,看不到它承擔的更多責任。民企的優勢是靈活,劣勢是背后缺乏信用背書;國企的優勢是有政府信用支持,劣勢是政府管制政治責任更多。有些事,國企的模式就更合適做好;有些事,民企的模式更適合做好。具體哪個好?主要由市場說了算,同時也要服從國家戰略。

 

國有民營兩種經濟形勢同時存在,有分工、有協作、有競爭,是中國經濟體制的一大優勢。在電信能源交通等自然壟斷領域,國有企業占據主導地位,有利于國民經濟穩定;在小商品等純市場領域,民營中小企業占據主導地位,有利于微創新和提升經濟活力,并創造更多就業;在一些大宗商品和高科技領域,包括家電電子汽車鋼鐵住房等等,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共同競爭,互較短長。目前來看,是一種很好的經濟結構,沒有必要互相詆毀。合理分工、良性競爭、長期共存、共同發展,應該是中國各種所有制經濟成分發展的主流和長遠趨勢。堅定不移的做大做強國有經濟和堅定不移的支持民營經濟發展,是一體兩面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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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決支持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共同發展,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來最重要的發展經驗之一,是一種超越個人意志的長遠戰略。

 

要客觀看到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建設歷程。那個時候,一方面由于國家資源有限,必須在短時間內集中力量發展國防力量和重工業體系,才采用了以國有經濟和計劃經濟為主導的發展道路,這個道路在經濟和國防層面來看最后達到了設計者的初衷,是成功的;另一方面,它過于片面的借鑒蘇聯模式,扼殺了民間創新活力,讓中國經濟發展出現了僵化,必須在國防和重工業體系基本健全以后做出重大調整,否則不可持續。

 

改革開放后四十年的歷史證明,民營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中國經濟走向繁榮所必須。沒有前三十年的艱苦奮斗和探索,就不可能有后四十年的繁榮昌盛,中國可能現在就是印度非洲的發展水平;沒有后四十年的開放搞活和撥亂反正,前三十年的奮斗和探索就可能徹底失敗,中國可能就會走上蘇聯解體崩潰的道路。

 

如果中國像俄羅斯一樣,把國有經濟視為市場經濟的攔路虎,故意制定壓制國有經濟發展的政策,削弱公有制經濟,最后會怎么樣呢?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會改善嗎?那是不可能的。只會讓中小企業、實體經濟的生存環境更糟糕。中小企業必須付出更高的成本才能享受到現在水平的公共服務和工業原材料供應,打著“民營經濟”旗號的寡頭經濟將壟斷國民經濟命脈,真正草根的民營中小企業很可能在很短時間內就失去生存空間。

 

試圖把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徹底對立起來的言論,不管是片面的挺國有還是片面的挺民營,都是錯誤的。中國經濟奇跡是諸多力量共同努力創造出來的,民營企業家在其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積極作用,但絕不是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中所吹噓的那種開天辟地、創造一切的神圣作用。

 

有一些聲音,在民營企業發展順利的時候,就把民營企業家抬上天,好像中國經濟奇跡都是企業家的功勞,跟政府無關、跟勞動者無關;當宏觀經濟出現問題、產業轉型遇到障礙的時候,就把責任扔給政府,扔給中國的體制、文化、人的素質等等。這是一種對民營企業家的“捧殺”。我們的民營企業家不應該被這種“精神按摩師”給搞得飄飄然,在繁榮的時候應該保持警惕,少犯一些頭腦發熱的錯誤;在經濟困難的時候應該多多自省,反思自己的經營決策,同時也不要驚慌失措,應該跟各方面的力量團結起來共度時艱。

 

1997年香港回歸前后,當時國際上就掀起了一波唱衰香港的浪潮,認為共產黨來了,香港的自由港地位肯定就完了,隨后又是東南亞金融危機來襲,很多香港人被這種聲音所蠱惑,變賣資產產業離開香港。為了穩定香港經濟,國有經濟大舉進入“接盤”。這種接盤在當時實際上是一種政治任務,是不計成本不大考慮收益的。但最后的結果如何,大家現在也看到了。真正勇于在風雨飄搖的時候為國家承擔責任作出貢獻的最后得到了最好的獎勵。國有企業接盤的資產全都大幅度升值,當年選擇留下來與國家一起度過難關的民間企業家如李嘉誠等,在此后二十年里都得到了豐厚的回報。

 

現在的情況與1997年的香港有些類似,何去何從,是跟著某些聲音一起唱衰中國、及時變現走人,還是與國家人民站在一起共克時艱,是我們的許多企業家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中國不會也不可能拋棄過去幾十年為中國經濟做出巨大貢獻的民營企業家群體,尤其是認真做實體經濟積極搞產業升級的企業家們。企業家如果要想變賣資產出國享清福,或者在國內購置一些房產收租吃飯,也不難辦到。過去幾十年的中國經濟發展,就是不斷有一批人掙到了錢變現離場,然后一些沒掙到錢的或者不愿走的人留下來,繼續奮斗。中國不缺少離開的,也絕不會缺少留下的。相信大部分還是會留下了,跟國有企業、跟普通勞動者等一起創造中國經濟更好的未來。

 

(來源:“底線思維”微信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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