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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聞天遵義會議如是說的背景真相
點擊:  作者:張家康    來源:黨史博采  發布時間:2018-10-15 10:05:36

 

       張聞天在《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中說: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一。第二,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義會議克服了傾機會主義,首先在革命戰爭的領導上。第四,教條宗派開始了政治上組織上的分裂。遵義會議增補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后分工為周恩來軍事指揮的幫助者。會后不久,選舉張聞天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可是,張聞天為什么如此評價遵義會議呢?這到底又有著怎樣的歷史背景和真相呢?

臨時中央政治局遷入瑞金

19319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由秦邦憲(博古)、張聞天(洛甫)、康生、陳云、盧福坦、李竹聲組成,博古負總責。就在中央機關在上海棲棲遑遑,東躲西藏的時候,全國已形成中央、湘鄂西、鄂豫皖、瓊崖、贛東北、湘鄂贛、湘贛、右江等革命根據地。無情的事實已經證明,毛澤東的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才是中國革命勝利的不二法門。

秋收起義后,毛澤東率領部隊在羅霄山脈中段開展游擊戰爭,建立了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形成了湘贛邊界工農武裝割據的局面。在朱德、毛澤東領導下,紅軍連續粉碎國民黨軍的三次軍事圍剿,鞏固和擴大了根據地。

19331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遷至中央革命根據地瑞金。由于毛澤東的建立革命根據地,農村包圍城市的主張,與蘇俄城市中心的主張相悖異,因此,他在寧都會議上被解除了紅軍中的領導職務。新成立的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朱德為總司令、周恩來取代毛澤東為總政治委員。毛澤東被派往后方,擔任蘇維埃政府負責人。

 

張聞天

博古來到蘇區后不久,就為難起毛澤東。當時,在中央蘇區反羅明路線的斗爭,被提上了頭等重要的大事。張聞天在《斗爭》發表《羅明路線在江西》,指出:羅明路線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巖,而且在江西要求把這一反對純防御的機會主義路線的斗爭深入到群眾中去。其實,反羅明路線實際目的是打擊支持毛澤東的干部,消除他的政治影響。

19339月,一個叫奧托·布勞恩的德國人來到瑞金。在黨的會議上,博古正式介紹他的身份是共產國際軍事代表,中國名字叫李德。這個人到瑞金不久,就對毛澤東印象不佳,認為毛澤東只知道中國歷史上哲學家、軍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而馬克思主義的知識是很膚淺的。他進中央蘇區時,恰逢蔣介石調集重兵圍攻中央革命根據地。博古不懂軍事,李德也就輕松順利地取得了軍事指揮權。他完全不從根據地和紅軍的實際出發,摒棄長期以來紅軍戰則必勝的游擊戰爭的戰術,盲目地以硬碰硬,短促出擊,推行單純的軍事防御路線,使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岌岌可危。

1934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在瑞金召開,改選中央政治局,選舉產生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成員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陳云、王明、張國燾、項英。毛澤東被排斥在中央領導核心之外。也就是在六屆五中全會后,張聞天與博古之間的裂痕越來越大。在此之前,他們就共同抗日三條件以及福建事變等,存在著意見分歧,但是,矛盾并未公開。真正的公開沖突是廣昌戰役的發生。廣昌是中央蘇區的北大門,3月以來,敵人重兵緩緩向廣昌作堡壘式推進。李德全憑蘇俄學來的一套,主張硬碰硬地與敵決戰。張聞天雖然不懂軍事,可他尊重活生生的事實。眼看紅軍節節敗退,他堅決反對這種拼消耗的決戰

事情的發展果不其然,敵人在空中力量的支持下,在炮火的掩護下,以強銳的攻勢,步步為營,向廣昌推進。敵強我弱,紅軍以簡陋的武器,怎能以集中對集中,堡壘對堡壘的陣地戰御敵于國門之外428日,不僅沒將敵人抵御于國門之外,反而不得不撤離廣昌,中央蘇區的北大門洞開,中央蘇區已危如累卵。在5月中革軍委的一次會議上,張聞天對博古提出批評,指出他們一味地打消耗戰,使紅軍遭受了不應有的巨大損失。

博古非但不虛心接受批評,反而說張聞天和1905年反對俄國工人暴動的普列漢諾夫一樣,是右傾機會主義。張聞天據理力爭,論述普列漢諾夫和190512月俄國工人武裝起義。他說,普列漢諾夫是根本反對武裝起義。今天批評你們這種拼消耗的打法,怎么我就成了普列漢諾夫了呢?張聞天越說越激動:我堅持,廣昌戰爭同敵人死拼是不對的。他還批評博古太依賴李德,說:我們中國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主意。

我同澤東同志接近起來

19341月,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第一次代表大會時,毛澤東不僅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類似國家主席),還是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主席(類似總理)。這次代表大會,毛澤東的人民委員會主席改由張聞天擔任。毛澤東無具體事可做,幾乎被閑置起來。

張聞天一眼就看穿其中的周密算計。他說,這是一種巧妙的排擠五中全會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從中央排擠出去的具體步驟。”“派我擔任人民委員會工作,對于李德、博古同志說來,是一箭雙雕的妙計。一方面可以把我從中央排擠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澤東同志從中央政府排擠出去。

 

毛澤東和張聞天(左一)在一起

從莫斯科回國,張聞天懷揣的是莫斯科的經,自然對毛澤東的游擊戰爭的理論和實踐不甚理解和支持。到了中央蘇區后,他對毛澤東的重新認識,則是來自于共同工作中的真實體會。他分管政府工作時,對毛澤東的農村調查的經驗十分欣賞,并有意推廣這些經驗。當時,張聞天主編中央機關刊物《斗爭》,毛澤東的兩篇農村調查報告:《興國長岡鄉的蘇維埃工作》和《上杭才溪鄉的蘇維埃工作》,首先在《斗爭》分六期連載。他效法毛澤東召集區負責人開調查會,共同商討基層蘇維埃工作。1933年,毛澤東在長岡鄉和才溪鄉農村調查的基礎上,完成了《鄉蘇維埃怎樣工作》。張聞天也在區蘇維埃工作調查會的基礎上,完成《區蘇維埃怎樣工作》。19344月,兩本小冊子合編成《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署名毛澤東、張聞天合著。書出版后,吳亮平對張聞天說,這本書很有用。張聞天笑著說:我這是效法毛澤東同志的辦法啊!

張聞天但凡主持人民委員會會議,都要讓毛澤東參加與指導。81日,敵機轟炸瑞金后,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分別遷至云石山和梅坑。毛澤東和張聞天的住處也搬到云石山古寺,他們同居一間堂屋內,自然又多了接觸交流的機會,成為無話不談的朋友。

1943年,他在整風筆記中無保留地坦陳了自己的心跡,他說:直到快要出發長征以前,我從閩贛回來。當時關于長征前一切準備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來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團決定在出發以前,最高三人團,要把我們一律分散到各軍團去,而由他們把持一切(后因毛澤東同志提議,未分散。)”“記得出發前一天,澤東同志同我閑談,我把這些不滿意完全向他坦白。從此,我同澤東同志接近起來。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這樣就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集團,給遵義會議的偉大勝利打下了物質基礎。

他們三人編在中央縱隊隨軍行動,三人中,只有張聞天算是健康的,可以騎馬行軍。毛澤東和王稼祥,一病一傷。他們三人一路行軍,一路討論。毛澤東不斷地向他們解釋反五次圍剿中中央過去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他們很快取得共識,張、王欣然接受毛澤東的意見,并且在政治局內開始反對李德、博古的斗爭,一直到遵義會議。

讓毛澤東同志出來指揮

湘江之戰的慘敗使廣大指戰員懷念井岡山歲月,追問五次反圍剿以來接連失敗的原因。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了錯誤的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地增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

19908月,在紀念張聞天誕辰九十周年座談會上,時任紅一軍團二師四團團長,已是八十一歲高齡的耿飚回憶,在強渡烏江前,一軍團參謀長左權曾告訴他,19341220日,王稼祥和張聞天已在醞釀改變紅軍的最高指揮權。他說:那時正是南方橘子收獲季節,在一個橘子園里,他們叫擔架停了下來,兩個人頭靠頭地躺著說話。這時王稼祥就問張聞天,我們這次轉移的最后目標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張聞天憂心忡忡地回答說:咳,也沒有個目標。這個仗看起來這樣打下去不行。接著就說,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對張聞天同志這兩句話,王稼祥同志在那天晚上首先打電話給彭德懷同志,然后又告訴毛澤東同志。幾個人一傳,那幾位將領也都知道了,大家都贊成開個會,讓毛澤東同志出來指揮。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談到,一、四方面軍會師后,中革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朱德也與王稼祥、張聞天有著同樣的想法,這就應了李德所說,毛澤東在紅軍中由于多年共同戰斗,有許多追隨者

 

(左起)張聞天、康生、周恩來、凱豐、王明、毛澤東、任弼時、張國燾在延安的合影

毫無疑問,朱德影響了參加遵義會議的其他紅軍指揮員,在會上朱德一改平常寬厚慈祥的面目,以極為嚴肅的態度批評五次反圍剿以來的作戰方式,說道:有什么本錢,打什么仗,沒有本錢,打什么洋仗?他還嚴厲地說:如果不改變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

周恩來認同朱德等軍隊領導人的意見,提議毛澤東回到野戰軍的領導崗位上來,有許多同志還要求毛澤東代替博古。只是毛澤東不愿意,理由是身體不好,有病,難以勝任。

紅軍離開遵義向川黔邊行進,來到云、貴、川三省交界的云南省威信縣水田寨。193525日,張聞天找毛澤東商議,談到遵義會議后,博古受到批評,恐怕很難再擔任負總責的工作。毛澤東把張聞天的意見告訴了周恩來。毛澤東考慮到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的作用,又是鍍了金的莫斯科留學生。同時,共產國際對他熟悉和信任。所以,政治局選舉張聞天擔任總書記。

1997年,時任紅三軍團政委楊尚昆在同張聞天夫人劉英談話時說:毛澤東同志也說自己參加軍事指揮較好。于是這個問題就擱置起來。拖了二十來天,中央常委作出決定,聞天同志這才挑起這副擔子。

我只是形式上當當主席

193534日,毛澤東隨軍委縱隊來到遵義城的第四天,中革軍委發布命令:為加強和統一作戰起見,茲于此次戰役特設前敵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前敵政治委員。距遵義會議不到二個月的時間,毛澤東由周恩來的幫助者終有了名正言順的職務。3101時,林彪、聶榮臻給軍委發來電報,建議攻打打鼓新場(今金沙縣城),而當時毛澤東正部署攻打中央軍周渾元部的戰斗。遵義會議后,張聞天吸取李德、博古獨斷專行的教訓,凡事都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會上,通過舉手表決同意林、聶的建議,惟有毛澤東一人反對。他認為紅軍遠離打鼓新場,滇軍黔軍會合方便,而川軍還可側擊紅軍,主張放棄攻打打鼓新場。

散會后,毛澤東左思右想,仍然覺得打鼓新場一仗于我軍極為不利。當晚,他又提著馬燈來找周恩來,要他再認真地想一想,可否晚些時候發布命令。周恩來當即召開負責人會議,再次研究作戰計劃,說服了與會者。二十一時,軍委發布命令,不攻打打鼓新場,而向平安寨、楓香坎、花苗田地域集中,尋求新的機動。由于采用了毛澤東的建議,紅軍避免了一次不必要的損失。

通過這件事,張聞天感覺到戰場情況瞬息萬變,軍事指揮必須臨機決斷,不能以開會投票表決的方式來決策,那樣會貽誤軍機。次日,在茍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團(即三人軍事小組)。毛澤東晚年在談及此事時說:后來搞了個三人團,團長是周恩來,團員一個是我,一個是王稼祥。

周恩來雖是三人團的頭,但對毛澤東仍是一如既往的尊重,尤其是在應付緊急軍事行動時,大多以毛澤東的判斷作為戰略行動的依據。到了1935年春夏之交,周恩來在實際工作中,漸漸地實行了角色的轉換,成為毛澤東的輔助者。三人團中的王稼祥帶傷行軍,不大參與軍事決策,況且,王稼祥也信服毛澤東,這樣,毛澤東就成為事實上的黨的最高軍事指揮者。

毛澤東是中共建黨元老、中共一大代表之一,黨內歷史之長,軍事基礎之深厚,對中國國情之諳熟,都是其他領導人不具備或少具備的政治資源。還有一點不可忽視,那就是在中共核心領導層中,他是最為年長者,比張聞天長七歲,比周恩來長五歲,比王稼祥長十三歲,比博古長十四歲,他們像尊重兄長那樣的尊敬毛澤東,親切地稱之為老毛。正是因為具備了這些條件,毛澤東才能對全局性工作,無顧忌地提出自己的主張,并施加自己的影響,而不用擔心領導層中有人批評他越權。鄧小平是這樣回憶長征中的高層決策:每天住下來,要等每個部隊的電報,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據這些電報來確定紅軍的行動。在重大的問題上,大都是毛澤東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盡管他名義上沒有當總書記或軍委主席,實際上他對軍隊的指揮以及重大問題上的決策,都為別的領導人所承認。

 

195610月,(由左至右)張聞天、毛澤東、宋慶齡、周恩來、陳毅在中南海

這就是張聞天所說遵義會議變換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道理之所在。長征中的中共中央不像和平時期,黨務就是軍務,軍事的勝利,軍隊的存亡,都那么緊密地與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息息相關。由于毛澤東進入最高軍事領導核心,他的正確的主張、決策,得以在全黨、全軍貫徹執行,中國革命才不致于在驚濤駭浪中迷失方向。

張聞天在與毛澤東共事時,一直以謙遜的態度,凡事都與毛澤東商量,從不以自己是黨內一把手,而頤指氣使,反而以配角自居。

有人說張聞天怎么老是跟著毛澤東跑,他聽后一笑置之,真理在誰手里,就跟誰走。”19387月,王稼祥從莫斯科帶回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的話: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實際斗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根據這一講話精神,他主動提出由毛澤東來擔任黨中央總書記。毛澤東通盤考慮后,認為現在時機還不成熟,仍讓張聞天繼續擔任下去。

19389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召開,會議期間,張聞天仍以總書記的身份主持會議,但會后,他主動地將黨內負總責的工作移交給了毛澤東,雖然仍掛總書記的頭銜,但他的工作范圍已經轉移。他說:六中全會期間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讓掉,但我的方針還是把工作逐漸轉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會議地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同志處開。我只是形式上當當主席,一切重大問題均由毛主席決定。

19433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推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中央政治局委員張聞天正式離開了書記處,這樣,黨的領袖也正式實行由名義到實際的過渡。張聞天對這一切安之若素,他說:人患無自知之明,一旦自知了,他就會把自己放在一個適當的地位,盡他的力量,來好好的工作下去吧。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幾十年一貫制地這么做著。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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