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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月紅:豈能以歷史“碎片”顛覆歷史邏輯
點擊:  作者:宋月紅    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網  發布時間:2018-10-06 1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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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社會物質技術條件的變化特別是歷史科學的發展,人們認識和研究歷史的方法、手段與途徑越來越豐富,并呈多元多樣多變的態勢,其中蘊涵著在什么是歷史、怎樣對待歷史這一基本問題上的爭鳴甚或對立。當前,在我國史學領域乃至歷史問題上的社會思潮中,“碎片化”現象頗為流行,也引發了歷史研究為什么和向何處去的討論

 

“碎片化”孤立、靜止地對待歷史,
輕視歷史理論闡釋

 

在歷史觀問題上,“碎片化”將本為內在有機統一的歷史理解為某些“細微”歷史個案或塵埃的分布、組合與拼湊,以至于認識和研究歷史,可以撇開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割裂一定的歷史聯系,可以脫離或轉移歷史的主體,甚至顛倒、抹殺歷史中的社會矛盾關系,也可以不通過占有翔實資料,而從個別的、不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歷史現象中抽象出對相應歷史的一般性認識。這樣做,不僅不符合歷史發展邏輯,難以揭示歷史的主題與主線、主流與本質,而且自覺或不自覺地給歷史虛無主義“虛無”客觀歷史、侵蝕歷史認知以可乘之機,并有助長之效

 

“碎片化”使“活的歷史”失去應有活力,只見歷史之細枝末節,而不見歷史之樹、之森林。所謂歷史的“碎片”,是從歷史的有機體中脫落下來或剝離出來的。一方面,歷史的“碎片”孤立地存在,這一“碎片”的歷史主體在一定條件下與其所屬歷史的主體不相一致或統一,發生縮小或變異,有時甚至截然對立;另一方面,歷史的“碎片”靜止地存在,不再參與其所屬歷史的發展過程,也不再隨所屬歷史的發展而發生變動。因此,以這樣的歷史“碎片”作為認識和研究的對象或單元,如果不把其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也不研究其與所屬歷史的關系,就只能停留在“碎片”狀態,而不能以此由點及面地反映歷史的整個過程與全貌,更觸及不到歷史的深處,闡釋歷史理論就會缺乏歷史依據。

 

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決定了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在不同地區、不同領域發展的統一性及其具體表現的多樣性。不僅如此,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過去與將來、傳統與現代、新生與衰敗的成分交織在一起,表現在歷史事物上的結構關系與發展程度也不盡相同。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即使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歷史現象、歷史事例,如作為農村改革發源地之一的安徽鳳陽小崗村,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改革開放在農村的醞釀與探索情況,反映不了歷史主體不同的城市改革史。如若拘泥于一隅或個案,而不在更大范圍內研究各地農村、城市乃至全國的改革開放,也是不可能總結出改革開放的基本歷史經驗的,更遑論同一時期滯后的、偏遠的鄉村社會。認識和研究歷史,應在同一歷史主體的基礎上,根據所求知的歷史問題選擇相應的研究對象或素材

 

在改革開放史的研究上,有種比較流行的做法是,研究的對象越來越基層、民間和個體化,研究的問題也越來越偏離改革開放歷史發展的主線,而趨向邊沿化,有的則出于“獵奇”或“標新立異”,因而疏于宏大敘事,重心偏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形成與發展史的系統研究和闡釋。這既不利于改革開放歷史理論的豐富與發展,也無從、無助于把握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辯證統一關系

 

“碎片化”催生所謂“歷史揭密”,
以顛覆歷史常識混淆歷史邏輯

 

在“碎片化”歷史觀看來,歷史可以支離破碎,也可以由“碎片”串結起來。按照這一邏輯,從歷史中任意撿拾一片或幾片,無論與歷史直接還是間接相關,抑或不相關;也無論與歷史發展趨勢同向還是偏向,抑或逆向,都可以用來“填補”歷史的某一“漏洞”或“堆砌”在歷史本體之上,所謂“歷史揭密”也就有了“生存”空間。

 

所謂“歷史揭密”,即以所謂未知的“歷史真相”歪曲已知的歷史事實,重新“打扮”歷史,并通過顛覆基本歷史價值判斷,模糊、混淆歷史發展的實然邏輯。“碎片化”下,“歷史揭密”在對待中國歷史問題上有兩種比較突出的表現,

 

一是在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上,過度解讀歷史人物的日常生活,如關于“毛澤東的日常生活——假故事背后的真相”,以及關于毛澤東的“補丁衣服”、家庭財務和“三年困難時期不吃肉”的迷團與真相等,企圖顛覆人們歷史認知中的毛澤東簡樸、為民的形象

 

二是在中國封建社會階級關系問題上,以歪曲階級中的“個體”顛倒其所代表的階級的特征與形象,企圖否定新制度代替舊制度的歷史必然性。這里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為封建地主階級做“翻案”文章。如有觀點認為,周扒皮的原型“為人厚道勤儉,對待長工比對待家人還要慷慨大方”,楊白勞則“好逸惡勞,嗜賭成性,終至家破人亡”,黃世仁“倒是收養喜兒的慈善之人”。對此,一些附和的觀點說,這“比起原先的說法,它們顯得更加合乎邏輯,接近常識,因而也較為可信”,并且否定白毛女的故事來源于真實的社會歷史,認為是為了闡述“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道理而創作的,提出其所闡述的目的是為了唱衰舊社會,推翻舊社會,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新社會”。如此,“舊社會”變革為“新社會”的歷史合理性、正當性也就立不住、站不穩了。如此,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邏輯和新社會、新中國的歷史邏輯被顛覆性地“重塑”和“再造”。

 

“歷史揭密”的實質在于,通過“碎片”歷史,“撬動”歷史發展的秩序與邏輯,“虛無”符合社會歷史發展進步的意識形態與價值。 

 

“碎片化”為其所用地切換歷史場景,

使編造、篡改歷史情節成為可能

 

任何歷史現象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發展和消亡的,也都存在于一定的歷史場景之中。因此,認識和研究歷史,需要從歷史的實際出發,把歷史問題置于其具體的歷史過程、場景之中。然而,“碎片化”則為列寧所指出的在社會現象領域普遍存在的“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的方法,提供了可能性。其基本思路是,從歷史材料中剪裁所需要的內容,斷章取義,并植入與其似是而非的歷史場景中,形成“新”的歷史情節,以強化某種歷史認知的證據,或“制造”出“新”的歷史主題及其內容,從中得出自己所需要的結論來。

 

關于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人數問題,《大饑荒》的作者馮克通過比較一些地方縣城的數據,發現“縣公安局統計中,數字都要大過縣委和統計部門50%”,便以此為主要依據臆測出所謂大躍進時期全國餓死的總人數。不僅如此,為了歸罪于毛澤東,該作者竟將上海會議上毛澤東1959年3月26日關于安排第二季度工業計劃、3月28日關于糧食購銷問題,與3月25日關于人民公社問題的這三個談話相混合,將針對削減基建項目的內容“移花接木”為吃飯問題,從而炮制出毛澤東曾說過“不夠吃會餓死人,最好餓死一半,讓另一半人能吃飽”的謊言,作為毛澤東“手槍冒煙”的證據。正如孫萬國質疑馮克的這種學術造假時所指出的:馮克“硬把毛澤東在三個不同時間、不同場合、不同主題的發言混淆起來一鍋煮”,這“已不是出于無知的誤解,也非僅是寫作上的瑕疵,而是惡意的曲解,學術的詐騙”

 

認識和研究歷史,需要從歷史事實的整體上和聯系中去掌握這一歷史事實。列寧曾指出,這樣做,歷史事實不僅是“頑強的東西”,而且是絕對確鑿的證據。否則,如果歷史事實是零碎的和隨意挑出來的,那么,“它們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都不如”。

 

以上表明,對于“碎片化”歷史研究的危害,需要予以警惕。同時,還應將研究歷史細節與“碎片化”歷史研究區別開來,因為歷史細節是歷史的有機組成部分,研究歷史細節不是偏離、而是圍繞歷史的主體與整體、主題與主線、主流與趨勢進行的。也只有這樣,歷史細節研究才能避免“發于細節、止于細節”,而與宏觀、中觀研究相輔相成,豐富和深化歷史研究,并為闡釋和建構歷史理論,提供必要的歷史依據和思想素材。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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