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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沈贺 | 反对资产阶级“普世价值?#20445;?#19981;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点击:  作者:余斌、沈贺    来源:昆仑策网,原载《理论与评论》【作者授权】  发布时间:2018-09-19 09: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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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谓普世价值只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2010年7月有人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演讲中告诫中国青年学子要“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在他看来,发端于17世纪?#20998;?#30340;启蒙运动是人对神的“叛逃”和“祛魅”。在摆脱了精神上的束缚?#38498;螅?#20154;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保护个人的权利,实现个人的自由。在此?#38498;?#30340;几百年中,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力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价值基础。当代“普世价值”就是“启蒙价值”经过人们几百年的认识和实践演化而成的。

 

他进一步指出,我们把以“启蒙价值”为源头的现代社会价值和制度安排视为普世性的。虽然不同的国家具有各自的文化、历史特征,但这种差异不是对普世价值和现代社会制度架构的颠覆和拒绝。从实现路径上讲,由于初始条件、内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后发国家不可能重复先驱国家走过的路,只能另辟蹊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的指向与现代性社会目标的偏离或背离。他认为,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是不可取的。为此,他甚?#20102;?#20160;么,“普世价值”告诉我们,资产是属于社会大众的。[1]

 

如果说,?#20998;?#22240;为中世纪神学及其体制的压迫需要一次人对神的“叛逃”的话,那么,同期的中国并没?#22995;?#26679;的神学及其体制的压迫,为什么要把?#20998;?#30340;这种“叛逃”及其后果视为普世性的,进而要求中国也必须跟?#20998;?#36208;同一条“叛逃”道路呢?

 

19世纪以来,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下的?#20998;蘗星?#20808;是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然后用坚船利炮来屠杀和奴役中国人民,并强行勒索战争赔款,?#26500;?#22823;中国人民流离失所,民不聊生。

 

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自1840年以来无数仁人志士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才赢得新中国的成立,并自然形?#19978;?#20195;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这些价值观,又有什么不可取?难道只有在所谓普世价值下把中国重新变成?#20998;?#30340;大租界,才是可取的吗?

 

事实上,这位演讲人故意回避了17世纪以来的?#20998;?#20027;流社会的发展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其所谓的普世价值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社会最典型的个人权利和个人自?#21024;?#26159;产权明晰到个人手里,也就是资本或资产归资本家个人所有,而不是像演讲人所歪曲的那样属于社会大众的。相反地,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使得生产资料即资产属于社会大众。

 

在《共产党宣言?#20998;校?#39532;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20540;?#26041;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23637;?#33258;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21019;?#27585;一?#22411;?#37324;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

 

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事实上,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才与以前各具民族和地方特色的统治阶级如奴隶主和封建主的意识形态不同,才能够不顾不同国家“各自的文化、历史特征”而得以成为世界性的“普世价值”。

 

然而,由于马克思彻?#30528;?#28165;了资本和?#25237;?#30340;关系,人们发现,

 

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徭役?#25237;?#30340;封建主一样,是靠?#21152;?#20182;人无酬?#25237;?#21457;财致富的,而所?#22995;?#20123;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21152;姓?#31181;无酬?#25237;?#30340;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这样一来,有产阶级胡说现代社会制度盛行公道、正义、权利平?#21462;?#20041;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谐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像以前的各种社会一样真相大白?#26680;?#20063;是人数不多并且仍在不断缩减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3]

 

?#24515;?#25351;出,“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35805;?#21066;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4]

 

例如,日本区议员的选举就要求交纳大量的金钱才能成为候选人,以至于日本大学的教授都难以申请参选,更何况选举宣传还要花费大量金钱。显然,这种金钱选举制下的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只能是资产阶级才享有的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样的普世价值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2、价值观的历史性与无产阶级的要求

如果我们要从人类千百年的历程来考察价值观,我们将会发现,这些价值观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是历史地变化着的,不仅在名称上有变化,而且在同一名称的内容也有着变化。

 

回到?#20998;?#30340;中世纪。资产阶级本身最初是一个封建等级,当15世纪末海上航路的伟大发现为它开辟了一个新的更加广阔的活动场所时,它使封建社会内部的主要靠手工进行的工业和产?#26041;换?#21457;展到比较高的水?#20581;?#22823;规模的贸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21152;姓擼?#20182;们作为商品?#21152;姓?#26159;有平?#28909;?#21033;的。

 

另一方面,从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转变的前提是,有一定数量的自由工人(所?#38454;?#30001;,一方面是他?#21069;?#33073;了行会的束缚,另一方面是他们失去了自己使用自己?#25237;?#21147;所必需的资料),他们可以和厂主订立契约出租他们的?#25237;?#21147;,因而作为缔约的一方是和厂主权利平等的。但是,在经济关系要求自由和平?#28909;?#21033;的地方,政治制?#28909;?#27599;一步都以行会束缚和各种特权同它对抗。无论在哪里,道路都不是自由通行的,对资产阶级竞争者来说机会都不是平等的,于是,自由通行和机会平等?#32479;?#20026;首要的和愈益迫切的要求。[5]这种自由、平等的“启蒙价值”不是来自于人对神的“叛逃”和“祛魅”,而是实实在在地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条件中衍生出来的,只不过在意识形态上借助了人对神的“叛逃”。

 

由于?#20998;?#22269;家的居民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并且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27573;?#30340;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

 

这种人权的特殊资产阶级性质的典型表现是美国宪法,它最先承认了人权,同时确认了存在于美国的有色人种奴隶制[6]。“普世”之光照不到那些奴隶身上。到后来,只是由于奴隶经济的效率日益低下,奴隶比工人贵,美国的有色人种奴隶制才通过南北内战予以废除,但直到今天,有色人种仍然与白人的地位有很大的差别。

 

前面的那位的演讲人故意漠视了阶级的存在及其在价值观上的差别。事实上,从资产阶级由封建时代的市民等级破茧而出的时候起,资产阶级就由它的影子即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一直伴随着。同样地,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也由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伴随着。从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32479;?#29616;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话,指出:平等应当不仅仅是表面的,不仅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7]

 

恩格斯甚至指出,“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任何其他的民主都只能存在于那些跟实际毫无联系、认为原则不是靠人和环境发展起来而是?#20811;?#26412;身发展起来的、好空谈的?#20301;?#23478;的头脑中。民主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的原则,群众的原则。即使群众并不总是很清楚地懂得民主的这个唯一正确的意义,但是他们全都认为民主这个概念?#37034;?#21547;着社会平等的要求,虽然这种要求还是模糊的。”[8]

 

由此可见,包含平等的观念在内的价值观,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些价值观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9]因此,这样的价值观,是不可能说它是永恒的真理的,也是不可能说它是普世价值的。

 

事实上,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之外的地方如前面那位演讲人所鼓吹的?#20998;?#23384;在什么普世价值的话,那只不过是因为“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39749;?#26159;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25215;?#20849;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10]

 

而鲁迅在《狂人日记?#20998;幸?#32463;提到了这种没有年代或不?#24092;?#20195;的“普世价值”:“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24452;?#20889;着两个字是‘吃人’!”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也是这样的“吃人”价值观,正因为如此,“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36873;?rdquo;[11]同样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要同资产阶级“普世价值”实行最彻底的决?#36873;?/strong>

 

3、资产阶级“普世价值”旨在改旗易帜

有人以反普世价值旨在反政改为题发表文章,声称“批判普世价值的人所反对的,不是普世价值这个概念,甚至也不是自由、民主、平?#21462;?#20154;权这些价值理念;他们所反对的,是根据这些价值理念来设计和建立的社会政治制度。他们反对按照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来改革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实质是改革与反改革之争;批判普世价值的高?#20445;?#23454;际上是又一次反改革的高潮。”[12]

 

对照前面那位演讲人的说法,可以明显地看出,鼓吹资产阶级“普世价值”、反对对其进行批判的“普世价值”论者,其目的不过是要在当前中国推行几百年来?#20998;?#36164;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走资本主义道路。而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13],因此,推行背离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主张,其实是用反改革的大帽子,把中国的改革道路引入改旗易帜的邪路,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颠覆改革。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20998;校?#39532;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者的假?#22987;?#20041;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14]。?#28909;唬?ldquo;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5]那么,很显然,今天中国之所以出现“普世价值”的宣传和鼓吹,就在于以西方买办既得利益集团为核心的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正在形成,并企图以改革的名义全面夺取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从而需要把他们的特殊利益和意?#21152;?#26222;世价值装饰起来,并?#28304;斯?#20987;社会主义的价值观,?#28304;?#21040;夺取社会主义政权的目的。

 

恩格斯指出,“正如在货币市场中,总的说来,并且在上述条件之下,反映出,而?#19994;?#28982;是头足?#24618;?#22320;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一样,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经存在着并且正在斗争着的各个阶级的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同样是头足?#24618;?#22320;、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不是作为阶级斗争、而是作为维护各种政治原则的斗争反映出来的,并且是这样头足?#24618;?#36215;来,以致需要经过上千年我们才终于把它的真相识破。”[16]显然,维护和反对普世价值的斗争,就是维护资产阶级政治原则与维护社会主义政治原则的斗争,也是资产阶级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群众的斗争的反?#22330;?/strong>

 

不仅如此,维护和反对普世价值的斗争,由于反作用,也直接影响着现实中的各个阶级的斗争。例如,恩格斯认为,“出版自?#21024;?#20165;仅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出版需要钱,需要购买出版物的人,而购买出版物的人也得要?#26143;?rdquo;[17]事实上,在?#25945;?#24066;场化和不得不追求效益即金钱的地方,中国的许多?#25945;?#23588;其是网络?#25945;?#24050;经被资本所控制,这也是普世价值能够甚嚣尘上的原因。

 

马克思告诫我们,“先生们,不要一听?#38454;?#30001;这个抽象字眼就深受感动!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享有的自由。这是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18]

 

而鼓吹普世价值的人,正是要推行资本的这种自由,也正是这样的人正在以各种理由鼓吹反对或暂停多多少少妨碍了资本这种自由的?#29420;投?#21512;同法》,也拒绝落实?#29420;投?#27861;》对于工作时间的限制,使依法治国对于广大私有企业的工人而言几乎沦为了一句空话。而一旦资本获得这种自由,那么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就会不断壮大,从而中国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的队伍都会壮大,新的资产阶级的形成也就难以避免,而一旦新的资产阶级最终形成,根据邓小平的判断,那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9]。

 

4、改革私有制经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党的十?#31169;?#19977;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鉴于在经济领域,国有企业的比重不超过三分之一,国内外私有企业占了大头,经济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就必须要对私有制经济进行改革,否则既谈不上全面改革,更谈不上全面深化改革。而对私有制经济改革的方向,就是引入公有制因素,守护?#25237;?#32773;尊严,这样才能为在委身于私有企业的亿万?#25237;?#32844;工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对于一些具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条件的私有制经济领域或行业,可以参照中国建筑材料集团的做法,对资本主义性质的私有企业进行整合,实行国有企业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对于小生产性质的私有企业,则要引导他们参照集体经济的形式搞合作经济,逐步向集体经济和个私经济相混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

 

而对于不具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领域,特别是独资的外资企业,要坚决地依法成立工会,不仅要推行企业集体谈判,尤其是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以方便?#25237;?#21147;流动,促进竞争,激发私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而且要?#26500;?#20250;代表进入企业决策和管理层,参与企业决策和管理,对涉及企业职工的事项具有一票否决权,限制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自由,按照劳资两利的原则,构建和谐的企业文化。这也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实,因为?#24515;?#26366;经?#39749;分?#20986;,“训?#38450;投?#32773;不靠资本家过日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而“在保持资本主义的压?#21462;?#26702;梏、奴役的条件下用形式上的平等来欺骗?#25237;?#32773;=资产阶级民主。”[20]

 

当然,在从原因即经济基础着?#20540;?#21516;时,我们也要在结果即价值观的宣扬上做出不懈的努力,毕竟后者对于前者是具有反作用的。

 

为此,一是要加强对价值观宣扬的主阵地即各类?#25945;?#30340;控制,加强反对资产阶级“普世价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对于反其道而行之的人,坚决清除?#25945;?#38431;伍;


二是要加强学校教育,对于鼓?#24213;运阶?#21033;的理性经济人的经济学教材和鼓吹资产阶级法制的法学教材等等,进行全面清理,全面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统编教材。在研?#21487;?#20837;学考试的相关科目中要加入批判分析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相关内容,并加大?#24049;?#20998;值。每年暑期,都要对高校教师开展为期不少于一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体学习和教育活动,?#24049;?#19981;合格的,不能上岗。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22995;?#27491;解决。”[21]

 

今天,“普世价值”论者的目的,正是通过宣扬和推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按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中国,左右我国改革的方向,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达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从而维护西方资产阶级以及国?#20107;?#26029;资产阶级的利益。

 

资产阶级“普世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两大价值观的斗争刚刚开始,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有待真正解决。我们必须吸取苏东剧变的惨痛教训,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实质与危害;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努力排除错误思潮和价值观的干扰,全面深化改革,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31181;?#22269;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与发展方向,开创更美好的明天!

 

参 考:

[1] 《秦晓:中国道路也须秉承普世价值》,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01029/2796138.shtml,2015年6月9日。

[2] 《马克?#32423;?#26684;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6页。

[3] 《马克?#32423;?#26684;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1页。

[4] ?#35835;心?#20840;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1页。

[5] 《马克?#32423;?#26684;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111页。

[6] 《马克?#32423;?#26684;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112页。

[7] 《马克?#32423;?#26684;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

[8] 《马克?#32423;?#26684;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64页。

[9] 《马克?#32423;?#26684;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

[10] 《马克?#32423;?#26684;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52页。

[11] 《马克?#32423;?#26684;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12] 《反普世价值旨在反政改》,http://www.szps.gov.cn/shenzhen/cms/article.jsp?articleId=2c9084c72374281e01237493a2060013,2015年6月9日。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14] 《马克?#32423;?#26684;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95页。

[15] 《马克?#32423;?#26684;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16] 《马克?#32423;?#26684;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7页。

[17] 《马克?#32423;?#26684;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48页。

[18] 《马克?#32423;?#26684;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57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20] ?#35835;心?#20840;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2-433页。

[21]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作者:余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研究院研究?#20445;?#27784;贺,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来源:昆仑策网,原载《理论与评论》2018年第3期【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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