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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車之鑒:私有化是滅國之路,中國明白自己該走的道路
點擊:  作者:尹國明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18-10-15 09: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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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中國更大的挑戰在內部


  中國來自外部的挑戰固然有很多,但更大的挑戰是在內部。

 

  能夠阻擋中國前進步伐的,從來不是外部的的對手制造的麻煩,而是內部的問題。所謂,內因起決定性作用,外因通過內因發揮作用。馬克思的辯證法,總是那么有道理。

 

  蘇聯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曾經和美國并駕齊驅的超級大國,沒有被外部的對手打敗,而是倒在內部的問題上。蘇聯的解體給中國提供了最典型的反面教材,我們應該一次次的從蘇聯的教訓中,提醒自己不要犯同樣的錯誤。

 

  在此,需要引用一下美國馬薩諸塞州大學安姆赫斯特分校經濟學教授大衛·科茨的著作《自上而下的革命》一書的摘要。因為這本書寫的實在是太好了。

 

  關于蘇聯解體的解釋,西方有個主流觀點,它包括兩個方面:第一,計劃經濟是走不通的。早在80年代,蘇聯的計劃經濟就開始崩潰了,所以,蘇聯別無選擇,只有實行市場化和私有化。第二,這是蘇聯人民的選擇。在社會主義國家,一旦給人民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人民就會提出廢除社會主義而建立資本主義制度。

 

  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1990年前后,許多西方國家在蘇聯進行了多次民意測驗,結果表明,支持實行資本主義的人在5%-20%左右,高達80%的人民都希望堅持社會主義。如1991年5月,美國一個民意測驗機構在蘇聯進行了一次一千人規模的民意測驗,其中一項內容是“你是否贊成在蘇聯實行美國式的自由市場經濟?”,只有17%的人表示同意,83%的人表示不贊成。這樣看來,蘇聯公眾的大多數并不想取消社會主義而建立資本主義。

 

  1991年6月,美國一個社會問題調查機構在莫斯科做了一個關于意識形態問題的調查,調查對象是掌握著高層權力的黨政要員。分析結果是大約9.6%的人具有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他們明確支持改革前的社會主義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會主義觀點,擁護改革,并希望社會主義實現民主化;76.7%認為應實行資本主義。

 

  蘇聯之所以解體,真相是統治國家的精英集團的貪婪。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來自蘇共內部大約10萬人左右的占據著黨政機關重要領導崗位的“精英集團”。 正是這個“精英集團”想實行資本主義,以便他們享有更大的權力,擁有更多的財富。

 

  他們開始考慮實行什么改革方案對自己最有利。許多人認為民主社會主義會減少自身的權力,改革前的社會主義雖然賦予他們某些特權,但又限制了他們把權力傳給子女和聚斂更多的財富。顯然,實行資本主義最符合“精英”集團的利益,這樣,他們不僅是生產資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實現個人財富更快的增長,又能合法地讓子女繼承權力和財富。

 

  葉利欽之所以能夠采取較為和平的方式迫使蘇聯解體,就是由于共產黨內那些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精英”們的支持。那些“精英”支持葉利欽,使俄羅斯順利地向資本主義過渡。

 

  那些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前蘇共精英們并沒有想錯,如今俄羅斯最富有的人正是當年黨內的“精英”。

 

  比如切爾諾梅爾金,80年代他當過蘇聯天然氣總公司的總經理,1992年后天然氣公司私有化了,切爾諾梅爾金搖身一變成了天然氣股份公司最有實力的控股人,目前他控制著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氣資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幾個人之一。前蘇聯共青團中央書記科爾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職位創辦了一家大銀行,把原屬于人民的財富變成了他個人的財產。

 

  1991年之后的俄羅斯大富豪中,絕大部分人是失去共產主義信仰,出賣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原黨政干部。

 

  不僅僅是在走什么道路的問題上,是占人口極少數的蘇聯精英的意志壓倒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蘇聯人民的意志。在是否保留聯盟的問題上,蘇聯“2億人敵不過14個想做總統的人”。解體之前舉行的全民公投的結果是76%的人支持保留聯盟,維持現狀。但是葉利欽、克拉夫丘克、舒什科維奇通過一紙《別洛維日協定》,就把蘇聯解體了。

 

  蘇聯解體之后,蘇聯的前加盟共和國紛紛走上資本主義道路,蘇聯精英大獲全勝的結果,不僅僅是精英的暴富,還有人民的貧窮。財富就那么多,甚至經濟總量還出現多年的萎縮,有人能夠一夜暴富,就自然會有更多的人一夜之間一貧如洗。

 

  經濟如何自由落體,人民的生活如何一落千丈就不細說了,就說一個綜合性的社會發展指標:人均壽命。俄羅斯在在1989年人均壽命為64歲,1994年降為57歲。1998年略微攀升到61歲,1999年又降到60歲。這種人均壽命的下降程度,以往只有大規模的慘烈戰爭,才會實現,其根本原因是蘇聯解體之后,前加盟共和國的國家經濟狀況嚴重惡化,居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國家包辦一切的福利體系也一時陷入崩潰。這意味著期間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

 

  與此同時,俄羅斯的生育率也在下降。據俄國家杜馬婦女、兒童和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葉卡捷琳娜·拉霍娃曾透露,現在幾近半數的俄羅斯家庭中沒有子女,只有一個孩子的家庭占家庭總數的34%。年輕人不愿意結婚,俄羅斯1/5的16歲以上公民,大約2500萬人,從未結過婚。結婚的很多也不愿意生孩子,至于原因,莫斯科大學的一名研究生的想法就很有代表性:我喜歡孩子,生孩子不成問題,但養孩子的錢在哪里?今天中國也一樣,生育是國家大事,養育就僅僅是個人私事。強制一胎、轉基因、高房價是系統化的民族絕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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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俄羅斯人均壽命變化。

 

  1991年,俄羅斯大富豪中,絕大部分人是出賣國家的黨政干部。

 

  我們為什么要從蘇聯的悲劇開始談中國的內部挑戰呢?因為把蘇聯解體的理論思潮也在中國大行其道,出現在蘇聯末期,導致蘇聯走向解體的很多現象,也令人擔憂的出現在中國。

 

  因為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終結,也標志著蘇聯一流大國地位的結束。道路和制度的改弦更張,并不只是內部財富的分配結構發生巨變,意味著人民的災難,還有國家聯盟的分裂和國際地位的暴跌。

 

  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制度的被結束,不僅僅是蘇聯社會主義者眼中的災難,同時也給蘇聯的民族主義者留下痛苦。2016年,新聞秘書佩斯科夫在俄羅斯“MIR”電視臺的采訪中透露:“普京仍然認為,這(蘇聯解體)對于生活在同一個聯盟國家屋檐下的各族人民來說是一場災難。這是一場災難,讓我們在發展中落后了很多”。如前所述,蘇聯的解體原因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終結。

 

  民族主義者往往只關注國家是否強大,而不關心中國的道路問題,有愛國主義觀念卻沒有社會主義觀念,我認為是很不夠的。

 

  中國現在確實有不少民族主義者,不理解為什么中國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為什么說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和發展中國。大道至簡,真理的表達是樸素的,遠不足那些雞湯文那么養眼。但這些高度概括、極度濃縮的道理,是中國用一百年時間,經過各種試錯,付出艱辛努力和沉重代價的總結,也是蘇聯用慘痛的教訓,留給中國的反面教材。

 

  社會主義被終結的災難還遠沒有結束,等到俄羅斯徹底走上了資本主義,俄羅斯強大的工業能力也被消滅的差不多了。完成私有化和自由化過程的俄羅斯,已經是一個失去強大工業基礎的病人,主要靠從蘇聯繼承的老本和豐富的自然資源繼續支撐,但這樣的俄羅斯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參與世界頂級競賽的資格。

 

  所有的民族主義者都明白,一個國家的工業基礎對一個國家的國際地位和發展前景意味著什么。

 

  把俄羅斯的工業能力消解的,就是資本主義,更具體的說,是新自由主義的藥方,主要的辦法,就是企業的私有化和經濟的自由化。納粹德國用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都沒有把蘇聯擊垮,蘇聯的工業能力尚在,戰后幾年時間就得到恢復。而新自由主義就用不長的時間,把蘇聯留下的世界上最完整的工業體系,也給不可逆的解體了。

 

  強人普京,可以抓住機會拿下克里米亞,但卻不能讓俄羅斯的工業恢復昔日榮光。一個國家的強大,不能建立在沙灘上。俄羅斯的幸運是,他的廣袤國土下面埋著取之不盡的能源,用來維持生計還是沒問題的,但用來實現強國夢,顯然是不夠的。如果從蘇聯繼承的老本吃的差不多了,光靠賣資源謀生,俄羅斯就是一個大號的沙特。

 

  俄羅斯為什么不能重建工業體系,恢復工業能力?這個答案跟他是怎么失去工業能力,幾乎是一樣的。

 

  因為普京沒辦法恢復公有制,所以他沒法像當年的蘇聯那樣,用公有制集中資源,重建工業體系。私人資本是很現實的,最關心的是眼前的利潤能不能實現,既然賣資源就能賺的盆滿缽滿,誰還去關心沒有工業能力的俄羅斯的未來命運會怎么樣?

 

  普京很強勢,但是他不是列寧,也不是斯大林,他用民族主義把俄羅斯重新團結在一起,但是卻沒有辦法讓蘇聯再次走上社會主義,或者找到讓俄羅斯可以不經過社會主義再次恢復工業能力的辦法。現在的俄羅斯,即便是重新把克里米亞納入自己版圖,即便是在敘利亞問題上將了美國一軍,但也不能繞過工業能力的重建,就可以讓俄羅斯重新偉大。

 

  現在的俄羅斯其實是相當的外強中干,有兩個心酸的例子可以說明情況多么嚴重。

 

  一個是關于造船的。1993年,俄羅斯總理切爾諾梅爾金、海軍司令格魯莫夫在烏克蘭總理庫奇馬的陪同下來到黑海造船廠,研究把“瓦良格”號航母建造完畢、并移交給俄羅斯的可能性。廠長馬卡羅夫此時報告道:“‘瓦良格’號不可能再完工了……”大家問道:“為了將艦完工,工廠究竟需要什么?”馬卡羅夫回答道:“蘇聯、黨中央、國家計劃委員會、軍事工業委員會和九個國防工業部。”馬卡羅夫說,只有偉大的強國才能建造它,但這個強國已不復存在了。

 

  后來的情節大家都知道了,未完工的“瓦良格”號賣給了中國,中國的工業能力體系把它變成了中國的第一艘航空母艦。

 

  另一個例子是,俄羅斯現在唯一的航母“庫茲涅佐夫”號赴敘利亞執行參戰任務的航行過程中,遮天蔽日冒著黑煙,說明改艦的性能已經很差,而該艦上一架米格29戰機在赴敘利亞執行軍事任務的期間墜入地中海,還真應驗了張召忠關于庫茲涅佐夫號赴敘利亞參戰航母自身不出事故就是最高目標的預測。

 

  這些都說明了,一個失去工業能力的俄羅斯,他今天的國際地位不過是蘇聯落日的余暉。當余暉散盡,俄羅斯還能剩下什么?英明神武的普京,為什么在這么長的任期內,都不能解決這些問題?還是那句話,普京可以戰勝政治上的對手,但是卻無法戰勝經濟上的對手,因為他的經濟對手是已經通過私有化建立起來的勢力頑固的私有制,而普京可以依賴的國有企業,大都是資源類,還有一部分正在失去領先技術優勢的軍工企業。

 

  把俄羅斯的工業體系一夜間解體的,就是最具有新自由主義色彩的“休克療法”。私有化的結果,并沒有帶來生產率的提高,而是造成了工業體系的災難性毀滅。“休克”之后,20多年來俄羅斯經濟一直沒有擺脫對能源、原材料部門的依賴,俄羅斯經濟的 “三化”問題十分嚴重:一是經濟原材料化;二是出口原材料化;三是投資原材料化。俄羅斯經濟嚴重依賴能源和原材料,而能源和原材料的定價權又在美國手里,這樣的經濟結構是異常脆弱的,俄羅斯經濟的周期與能源和原材料的價格周期是高度相關的,就是脆弱的表現。

 

  不要以為新自由主義只對俄羅斯人民很殘酷,搞新自由主義的美國和英國,工業能力也不服當年之勇。美國國力衰退的原因也是因為經濟的空心化,這也至少要部分感謝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因為新自由主義的主要特點就是:資本在國內市場的行為不受政府的干預,資本的跨國流動不受國家的干預。在資本自由的條件下,美國的制造業受馬克思說的資本平均利潤率下降的規律影響,大量資本要么把制造業遷移到成本更低的國家,要么因為傳統制造業的利潤下降,資本流向利潤更高的服務業,玩起錢生錢的金融“旁氏”游戲。

 

  俄羅斯的經濟至今還沒有擺脫新自由主義。在美元本次升息過程中,俄羅斯的盧布就先中槍。美元的升值預期,油價下跌,加上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俄羅斯國內的資本大量外流,造成了俄羅斯的“盧布危機”,2014年,盧布曾經兩天就下跌20%,年內曾下跌超過100%,對于日常生活用品嚴重依賴進口的俄羅斯來說,盧布的暴跌意味著俄羅斯老百姓日常生活成本支出的增加。俄羅斯央行為了阻止盧布下跌,把基準利率大幅上調至17%,這么高的利率對俄羅斯的實體經濟又是一場災難。在俄羅斯資本大量外流的時候,俄羅斯并沒有做出有效的干預措施,在北京時間2014年10月2日晚間,俄羅斯總統普京稱,俄羅斯不打算對資本外流進行管制。這也說明,俄羅斯經濟并沒有擺脫經濟自由主義。經濟自由主義,正是俄羅斯二十多年無法重新實現工業化的主要原因。

 

  那么中國的情況呢?一直到國家金融工作會議之前,有段時間,也是不那么讓人感到樂觀。因為一段時間的金融自由化改革,讓這個國家坐在了金融高杠桿、資產高泡沫的火山口上,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幽靈在中國的金融系統內徘徊,還出現了資本出逃、經濟脫實向虛的問題。

 

  在最危急的關頭,中國叫停了金融自由化的改革,開始強調防范金融的系統性風險,把金融安全置于金融改革前面,同時在房地產方面出臺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政策。因為金融和房地產是中國經濟風險最為集中的領域,所以變化也首先從這兩個領域開始。在金融和地產領域的這些政策變化,雖然還遠遠不夠,但可能預示著中國正處于一場經濟巨變的前夜,當然,這種變化是中國的買辦化資本所不愿意看到的,而他們不喜歡的正是中國所需要的,巨變的原因就是中國開始用行動向市場經濟自由說不。在中國能夠摧毀中國經濟的,就是新自由主義鼓吹的私有化和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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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這才是關系中國國運的一戰

 

  中國從房地產和金融領域發起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擊,原因是被金融自由化引發的風險,逼到了經濟的懸崖邊。最近一段時間,中國管理層在金融和地產出臺的措施,都是為了把中國經濟從金融系統性風險的懸崖邊拉回安全區。

 

  把中國經濟拉向金融系統性風險邊緣的,就是那股強大的力量,他們要以金融市場化為由,把中國金融導向自由化。

 

  而金融自由化就是金融危機爆發的必要條件,發生過金融危機的,都實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充分必要條件,因為實行金融自由化的國家,幾乎都發生過系統性的金融危機。

 

  美國也不例外,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炸藥,也是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埋下的。自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美國發生經濟大蕭條之后,到八十年代里根成為總統之前,美國都是以凱恩斯主義政策為主導。國家對經濟進行干預,對金融實施比較嚴格的監管。同時,國家建立社會福利體系,減少社會矛盾。凱恩斯主義成為主導政策,內部原因,是美國實行自由市場經濟引發嚴重經濟危機,不得不通過國家干預的方式解決問題;外部原因,是受到來自當時社會主義蘇聯的壓力。羅斯福新政就是用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主義代替原來古典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

 

  新自由主義正式登上世界各國的經濟舞臺,是里根和撒切爾上臺之后,分別在美國和英國開始的。

 

  撒切爾夫人因為實行新自由主義,被資本控制的英國主流媒體稱為英國史上最偉大的首相之一,但她同時又被很多英國下層民眾稱為英國史上最壞的人之一。她在任期間,降低了大多數民眾的福利待遇,擴大了社會的貧富差距,加劇了社會矛盾的激化。撒切爾還嚴厲鎮壓工人運動,打壓工會。在她擔任首相的前兩屆任期內,英國失業人數幾近增加3倍。2003年,英國電視臺Channel 4舉辦了一場“你最痛恨的100個最壞的英國人”的民意調查。參選條件是“目前還活著而且沒有關在監獄中或者正被起訴的人”。撒切爾夫人排名第三。撒切爾去世后,資本陣營對其進行沉痛哀悼,而英國的工人卻狂歡慶祝。這也說明,新自由主義政策,本質上是利益向資本傾斜的政策。一些經濟專業人士,對撒切爾的改革,也并不看好,有人稱她的政策:“繁榮了3個月,衰退了30年”。英國的去工業化,撒切爾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功不可沒。

 

  后來,美國政府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在1989年把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總結為“華盛頓共識”,在上個世界九十年代,向前蘇聯東歐地區和拉美國家等第三世界廣泛傳播,成為資本主義世界范圍內占主導地位的經濟思潮和經濟政策。“華盛頓共識”的內容,主要是三條:全面的市場化、私有化和自由化。

 

  2008年始發于美國次債危機的全球金融危機,動搖了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統治地位。

 

  中國改革開放,正式開始于八十年代,正是新自由主義在資本主義主要國家取代凱恩斯地位的時期。而這個時候,美國通過福特基金會等培訓合作項目,開始幫中國培訓經濟學家,中國現在的主流經濟學家,大部分都接受過美國基金會資助的培訓。后來,這些人學成回國,成為中國從經濟學術圈、高校財經專業、政府智庫的主導者,一些人還學而優則仕,出現在經濟管理部門的重要崗位上。所以一直到現在,新自由主義在中國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在學術界,占據著最大話語權。

 

  美國次債危機的爆發,讓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西方經濟學并不是科學,更像是一套意識形態話語體系。尤其是新自由主義,有專家甚至說它是“一種包含經濟傾向的宗教情節”。

 

  新自由主義作為最敵視社會主義的一種理論體系,表現在對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持最強硬的否定態度,并最堅決的主張徹底的私有化。它還自帶反政府基因,他們認為“政府并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反對政府對經濟進行干預,堅持自由市場能夠實現自動均衡,這樣資本就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自由。同時,新自由主義也反對民族主義,因為新自由主義要滿足跨國資本最大可能不受國界限制的跨國自由流動的內在要求。

 

  新自由主義是最體現資本利益最大化的理論體系,反對所以最受資本的喜愛和擁護。新自由主義能夠成為最近三十年世界范圍內的主流經濟政策,背后正是來自資本力量的推動。

 

  看到這里,有人就會明白,為什么這些年,在中國的輿論場,為什么反政府、反社會主義、反愛國主義的聲音那么大。因為中國的新自由主義掌握了強大的話語權,甚至有一段時間獨霸了話語權。新自由主義雖然主要是一種經濟理論,但是所有的政治自由主義者,都是自由市場經濟的擁躉,信奉經濟自由主義的人,也都主張政治的自由主義。


  社會意識反映社會存在,話語權是經濟和政治力量在輿論場的投射。新自由主義在中國不僅僅是一種強大的思潮,而且是一股強大的力量。


  這種力量大到什么程度呢?我們可以從教育、媒體、文藝等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去觀察它那令人感到恐怖的力量。

 

  教育。教育是整個意識形態鏈條的上游。西方經濟學不但是西方國家的經濟顯學,竟然也成為中國高教經濟學教育的顯學。“今日之所教,塑造了明日執政者的頭腦,因此也塑造了我們棲身的社會”,這是西方國家學生都意識到的問題。

 

  我國高校的經濟學教育“與國際接軌”,與美國大學的經濟學教育已經出現高度的同質化現象。中國最高學府的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的課程設置推薦,經濟學就突出“ 該專業課程設置與國外大學經濟學專業接軌”,金融學也同樣突出“該專業在與國際上金融學專業教學接軌的同時,也提供實踐應用性課程”。

 

  而且這些學校要不是以使用美國教授編纂的教科書為榮,要不就是參照這些原版教科書加以改編。而教材的重要性可以參照美國經濟學薩繆爾森的一句名言:“只要讓我編寫一個國家的經濟學教材,我才不在乎是誰制定法律”。這句話讓我想起梅耶.羅斯柴爾德的那句名言“只要我能控制一個國家的貨幣發行,我不在乎誰制訂法律”。

 

  媒體,就舉一例,借一斑略窺全豹。還記得2011年動車事件,是如何被用來打擊中國的高鐵戰略的嗎?當時,不敢說全部,但大部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吳敬璉、許小年、謝國忠、…,通過幾乎所有資本主導的財經刊物,圍攻中國的高鐵戰略,他們的理由是“高鐵大干快上,全然不顧安全和投資回報”,“這樣的中國模式,距離市場經濟越來越遠”。“ 我不明白,一個地上跑的東西,何必要與天上飛的比速度呢?”。“ 中國,請停下你飛奔的腳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靈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

 

  當時針對高鐵的輿論飽和式攻擊,讓中國的高鐵真是經歷九死一生。試想,如果中國政府沒有頂住壓力,讓高鐵失業半途而廢,未來連接亞非歐的“絲綢之路經濟帶”靠什么聯通?中國未來的全球戰略,靠什么支撐?我們站在2017年回顧2011年,如果中國的高鐵事業被廢掉,誰會是笑的最開心的那個國家?中國高鐵戰略的成功,是對新自由主義的最大嘲諷,也是這些中國資本媒體永遠掩不住的丑陋。

 

  文藝,最近大熱的《戰狼2》,就因為弘揚愛國主義,呼喚民族自信,而受到了買辦化資本控制的話語權的攻擊。被偷票房,僅僅是買辦化資本控制的院線向愛國主義題材動手腳的一個手段,買辦化資本控制的媒體對這部作品的指責就沒停過。《戰狼2》的導演吳京,在接受采訪時,就提到了資本敢于愛國主義題材電影的事情:“我不能被資本強奸、中國電影被資本強奸了多少部了?還再來強奸我來了,不受”。資本控制的中國影視圈,在意識形態的把握方面,簡直就是嚴格按照中情局《十條誡令》的前三條的要求進行的。

 

  《十條誡令》第一條:“盡量用物質來引誘敗壞他的青年,鼓勵他們藐視,鄙視,進一步公開反對他們原來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別是共產主義教條。替他們制造對色情奔放的興趣和機會,進而鼓勵他們進行性的濫交。

  第二條:“一定要盡一切可能,做好宣傳工作,包括電影、書籍、電視、無線電波,核心是宗教傳布。只要他們向往我們的衣、食、住、行、娛樂和教育方式,就是我們成功的一半”。

  第三條:“一定要把他們的青年的注意力從他們以政府為中心的傳統引開來。讓他們的頭腦集中于體育表演、色情書籍,享樂、游戲,犯罪性的電影,以及宗教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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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自由主義力量的推動下,中國的公有制經濟比重已經下降到不到30%。經濟基礎的變化,進一步固化和強化了意識形態中的各種亂象。意識形態作為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是不可能不反映經濟基礎并受到經濟結構制約的。

 

  新自由主義并不僅僅是反對社會主義,而且也抵制民族主義。新自由主義者,并不僅僅攻擊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也對民族資本企業毫不客氣。華為在美國受到美國政府的行政打壓,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者和資本媒體不是為華為說話,而是為美國政府說話。享受同樣待遇的還有中國的三一集團。

 

  很多人受新自由主義話語權的影響,以為國企和私企之間是結構性的利益沖突關系,卻不知道華為和三一這些非公有制的真正的民族企業,也受到新自由主義勢力的輿論打壓。美國自己貼錢,向中國學者教授新自由主義,正是為了美國的利益。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者也不辜負美國的期待,當中國企業和美國利益出現矛盾時,他們絕大多數會果斷的站在美國這一邊。


  跟著新自由主義者以壟斷為由來反對國企的時候,可曾見過這些新自由主義學者,在什么時候指責過外資壟斷?蘋果利用自己的市場地位,對中國企業和消費者征收30%“蘋果稅”的時候,這些秉持新自由主義的學者,有幾個人出來批評蘋果壟斷、霸道?


  最近看到國家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江涌的文章,他在文中提到的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也印證了本文對新自由主義者的判斷,他說:多年來,中國那些受過新自由主義洗禮的專家學者,非常奇特,與洋人尤其是美國人打交道時,“心里總裝著別人,唯獨就是沒有自己”,生怕考慮不周,出了紕漏,引起山姆大叔不悅。

 

  掌握話語權的新自由主義者,不斷的炒作國企和私企(民企)之間的矛盾,但實際上,他們是為了外資反對國企,是因為國企作為中國民族工業的脊梁,阻擋了外資控制中國經濟的路。他們反復炒作的所謂國企和私企(民企)的矛盾,實質是中國民族企業和外國資本之間的矛盾。前些年,如果中國國企都被私有化;中國的那些羽翼未豐的私企(民企)有幾家能承受住西方壟斷資本的聯合絞殺?

 

  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者,代表的正是外國資本和依附于外國資本的買辦資本的利益。中國經濟之所以沒有變成拉美,變成俄羅斯,而是越來越強,是因為中國始終存在著一股抵制新自由主義的力量,在話語權嚴重不足的情況下,頂住了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全面勝利。

 

  站在民族主義的角度看,因為新自由主義者的買辦性,中國跟新自由主義勢力之間的斗爭,是中美博弈的另一戰場,重要性遠遠超過中印沖突。新自由主義勢力是美國在中國的第五縱隊的主力軍,美國正是通過新自由主義勢力,把中美之間的另一戰場,擺在中國境內。從經濟、到教育到媒體,不斷接近中國的心臟地帶。

 

  中國如果輸給新自由主義勢力,那不僅意味著中國社會主義的徹底終結,也意味著中國民族獨立的終結。如果,新自由主義勢力勝出,中國就不要談民族復興了。

 

  新自由主義勢力不但是社會主義最危險的敵人,也是中國民族主義、中國國家利益最危險的敵人。

 

  買辦性資本,因為依附和服務于外國資本,所以不可能從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出發,幾十年如一日的發展中國的民族工業,壯大中國的民族經濟。他們并沒有把中國視為自己的祖國,而是把中國當作吸收養分、掠奪財富的場所。他們關注的是如何通過官商勾結、通過投機,盡快的賺足夠的錢,然后考慮怎么瀟灑的跑路。

 

  所以買辦性資本,對發展實體經濟,缺乏足夠的興趣,他們更多是在房地產和金融領域進行深耕,賺快錢,賺大錢。

 

  中國的房地產和金融就因此成為中國經濟風險積累最高,最有可能成為“扳倒中國”的經濟領域。

 

  所以,從2016年開始,房地產的健康發展和防范系統性金融危機,就成為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最多的問題。

 

  因為中國的房地產價格,最主要的推動力是超發的貨幣,所以房價,本質是一個金融現象。房價能推到這么高的水平,是因為房產成為了投資品,具有了金融屬性。所以,房地產價格泡沫和系統性金融風險,呈現高度關聯關系。從防范風險的角度,關心房地產價格泡沫,也就是關心金融風險,房地產和金融,其實都是一個問題。

 

  高層決定從地產和金融入手,反擊新自由主義,正是打中了買辦性資本的七寸,也就是抓住了美國在中國勢力的要害。

 

  這一戰,關系國運。

 

  中國對外出擊巴以沖突問題,是擊向美國最核心利益美元國際地位的要害中東安全框架。美國則通過新自由主義勢力,把中國的金融導向自由化,正是對準了中國的要害。中國開始反擊新自由主義,打擊買辦性資本,說明,中國在出擊美元要害的同時,也沒有忘記保護好自己的要害,要知道,金融是中國經濟的心臟。 (未完待續)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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