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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澤華:正確看待各種“陷阱”論
點擊:  作者:史澤華    來源:紅旗文稿  發布時間:2018-10-11 08:5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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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陷阱”一詞幾乎成了國內外理論界和輿論界描述中國的流行語。從過去常見的“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到新近鵲起的“金德爾伯格陷阱”“債務陷阱”……五花八門的“陷阱”論層進迭出,令人目不暇接。各種“陷阱”論的主要特點有三:一是多源起西方政治經濟概念,語出西方學者的論斷,典故也多來自西方社會的發展歷史;二是多經過看似科學化的推理和論證,聽起來可信度較高;三是多與“中國問題”有關,有的甚至是專門為中國量身定制。對于這些“陷阱”論,如果不加鑒別、盲目引用,多了亂了,有可能正中謠言制造者的圈套,破壞改革和開放兩個大局。

 

一、“陷阱”論的來源

 

“陷阱”一詞的中英文原意近似,大體指施以偽裝的捕獸或誘敵之物,踩之即陷,無法遁逃。英文引申含義大體有兩個:①深陷其中、難以擺脫的困境;②誘使他人違背自身利益或意圖行事的詭計。在社會科學領域,學者們把“陷阱”這樣一個重語氣詞當作術語使用,經常是為了使其所研究的現象或問題獲得他人的關切和決策者的重視。有的人為了進一步突出重點,還會在“陷阱”前面加上重大歷史事件或重要歷史人物的名字,以借古喻今。  

 

“修昔底德陷阱” (Thucydides Trap) 便是這樣由來的。它的提出者美國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任教于哈佛大學,長期從事外交決策研究,特別是危機決策。艾利森自上世紀60年代開始擔任政府顧問,冷戰結束后曾擔任克林頓政府助理國防部長,對美國對外政策,特別是對蘇聯(俄羅斯)、對華政策有著重要的影響。本世紀以來,艾利森在研究中美關系時,看到了作為“世界老大”的美國面對不斷發展壯大的中國的焦慮。為了給這種態勢一個更直觀、清楚的定性,他把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對雅典和斯巴達關系的表述借用過來,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艾利森稱,修昔底德的喻言提醒我們,當一個崛起大國挑戰一個守成大國時,結果會有多么的危險。他指出,過去五百年中,16次這樣的狀態12次以戰爭收尾。因此,當前全球秩序中最重要的問題,是中美能否擺脫“修昔底德陷阱”的問題。

 

艾利森將《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作為“歷史教材”,指出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關系之中可能存在著難以化解的結構性壓力,警示中美關系不能重蹈覆轍,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該理論所展示的是不是一種普遍性的歷史模式,是不是科學的歷史發展規律,需要劃上一個大大的問號。無論是從地緣位置、國際角色,還是從政治意圖、決策環境看,古今都有著巨大的差異,依據幾個簡單的統計數字便斷言中美會走向古希臘雅典和斯巴達那樣相互攻伐、兩敗俱傷的歷史悲劇,顯然過于武斷。艾利森也一再強調,修昔底德并非是想說“修昔底德陷阱”必然導致戰爭,相反,修昔底德的本意是如果采取行動,戰爭本可避免。艾利森的觀點引發了學界的熱議,也引發了巨大爭議,特別是關于他的學術立場及觀點的中立性的問題。他提出了避免中美沖突的12種可能性方法,大部分都以“美國中心論”為出發點和歸宿,其中包括在太平洋區域構建強大的軍事聯盟,威逼中國接受“和平”的辦法。實際上,這種“寬以待己,嚴以律人”的方法更像是在主動挑起戰爭。 

 

其實,就當今中美關系來說,只要雙方共同努力,相向而行,便有足夠的智慧和能力去解決一些難題,找到一條能讓兩國不因惡性競爭而陷入零和博弈的道路。但如果一方堅持成見,不作改變,總戴著有色眼鏡觀察另一方,總試圖以消極的態度和否定的方法“管理”另一方,也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正如2015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美國西雅圖發表演講時所說:“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二、審慎看待各種“陷阱”論

 

社會科學對于事物發展規律的預判有很強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所遵循的價值理論的多樣性,換言之,研究者本人所處的階級階層、時代背景和地域特點,都可能影響結論的科學性和可靠性。具體到“陷阱”論問題,如果研究者單純出于助力政治決策的目的開展研究,那么其結論可能有一定的價值。但在現實政治中,各種“陷阱”論絕非這樣單純,有一些就是人為的“陷阱”,也就是政治圈套。最近在海外媒體中非常流行的中國“債務陷阱”論便是其中典型的實例。

 

“債務陷阱”論的核心觀點是,中國借“一帶一路”建設向一些弱小國家提供高額的“戰略貸款”,當這些國家無力還債時,中國便會趁機獲得該地區的戰略資源。中國“債務陷阱”論較早源自2018年年初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的一次聽證會,主要內容是聽取專家如何評價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對美國戰略利益的影響。到場作證的新美國安全中心高級研究員丹尼爾·克里曼認為,中國“一帶一路”項目中的貸款行為有時偏離了國際標準,對一些國家的借貸超出了債務國的償還能力,如果這些國家無力償還中國的貸款,其地緣戰略政策可能受到中國的左右。克里曼稱,這種做法制造了一種“債務陷阱”,讓中國對債務國擁有了經濟上的影響力,并形成一種長期不平等的外交關系。

 

不久之后,美國華盛頓智庫全球發展中心發布了一份關于“一帶一路”債務問題的研究報告,對中國的債務管理能力提出質疑。報告指出,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計劃在歐洲、非洲和亞洲投資多達8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項目,一些國家將會因為未來“一帶一路”的相關融資顯著增加債務危機的風險,這一觀點與克里曼的“債務陷阱”論如出一轍。報告發布后獲得了廣泛轉載,美國前國務卿蒂勒森、財政部部長努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等政要相繼表達對“一帶一路”債務問題的擔憂。美國國務院甚至在其編寫的一份政策分析報告中列出了16個易遭受中國“賬本外交”和經濟脅迫的國家,包括菲律賓、柬埔寨、瓦努阿圖、湯加等東南亞和南太平洋國家。該報告是想“提醒”澳大利亞,如今中國正在通過“賬本外交”把一些中小國家從澳大利亞身邊奪走,因為南太平洋地區歷史上一直是澳大利亞的“勢力范圍”。報告作者之一、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學者山姆·帕克稱:“中國的公-私經濟模式使其有能力把經濟債務轉化為戰略性資產和影響力。”報告還認為,中國正在從外交、經濟和軍事等多個維度張開羽翼,以取代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地區霸權。“賬本外交”是其中重要一環。耐人尋味的是,這份報告的指導教師是“修昔底德陷阱”的“發明者”艾利森。

 

隨后,各個版本的“債務陷阱”論在一些西方媒體上紛至沓來,有的還拿出一些看似很有說服力的例子。比如,有人說,斯里蘭卡是迫于債務壓力才將漢班托塔港的特許經營權交與中國公司99年,其他國家的一些戰略港口也會一個接一個地成為這樣的犧牲品。事實果真如此嗎?顯然不是。對于正處于戰后重建階段的斯里蘭卡而言,中國的巨大融資支持猶如“雪中送炭”。中方在參與斯里蘭卡重大項目建設中一直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每一個項目都經過了該國政府的科學論證。更重要的是,根據斯里蘭卡央行2017年年報,中方的貸款余額僅占斯里蘭卡所有外債余額的10.6%,低于日本的比例。中方貸款中,遠低于國際市場利率的優惠貸款占到了總額度的61.5%,商業貸款利率也是中斯雙方根據當時國際市場原則和水平共同商定的。因此可以說,所謂的“債務陷阱”論完全是西方媒體炮制的偽命題

 

中國“一帶一路”投資大多集中在能源、交通和基礎設施等領域,這些項目往往投資規模大、投資回報周期長,企圖用短期的債務問題來否定“一帶一路”給沿線國家的發展所帶來的促進作用是毫無道理可言的。事實上,絕大多數相關國家對中國投資的反饋都是正面的、積極的、有信心的。正如坦桑尼亞財政部長菲利普·姆潘戈所言,非洲需要貿易與投資,也愿意充分開發和利用自身擁有的資源。非洲希望加強同中國的合作,共同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債務陷阱”論的炮制者已經習慣于從政治角度去考慮經濟問題,其目的是借經濟摩擦制造政治緊張,從而從中挑撥離間、渾水摸魚

 

三、超越各種“陷阱”論

 

 “陷阱”是建立在觀察、測量或試驗基礎上的一種假說,有針對性地探討兩個或三個變量,加以試驗驗證或邏輯推理,然后得出對命題的驗證。這個過程中,假說能不能變成科學的理論,不僅有賴于分析方法的科學性,還在于每個變量的可控性和可觀性。如果置林林總總的各種限制條件于不顧,徑直認可各種“陷阱”論的結論,無疑是杞人憂天,固步自封。

 

例如,由世界銀行在2006年最早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一詞,它指的是一個國家達到一定收入水平后,往往陷入了經濟增長的停滯期,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制方面與高收入國家競爭。一般認為,一些拉美國家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比如,擁有優越地理條件和豐富自然資源的阿根廷,在20世紀初曾是全球前十的經濟強國,20世紀70年代初就已經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但是經過之后近半個世紀的跌宕起伏,該國的人均國民總收入迄今仍未跨過發達國家門檻,成為“中等收入陷阱”的俘虜。

 

但是與其他“陷阱”論一樣,“中等收入陷阱”論在邏輯上談不上周延。由于世界銀行未對經濟體類型和經濟發展水平劃分等問題制定出一套詳細而一貫的標準,關于“中等收入”如何劃定的問題,始終只是一個粗略的輪廓。一個低收入國家如果想知道未來自己什么時候才能跨入中等收入門檻,什么才叫步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都只能在一系列假定的基礎上進行“大膽預測”。而且,僅憑人均國民總收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可支配收入等中的一項或幾項指標,來斷定一個國家處于什么樣的發展水平,顯然有些武斷,也有失公允和科學。

 

事實上,世界上并不只有“中等收入陷阱”,“收入陷阱”不會偏愛任何一個國家。不少低收入國家有“貧窮陷阱”(指經濟中存在惡性循環,陷入貧困落后之中難以擺脫)。有的高收入國家也存在“不平等陷阱”(指貧富差距過大、人均收入不平等的困境)。問題的關鍵是各國政府有沒有意愿和能力采取避開這些“陷阱”的政策。例如,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過程中,韓國曾推出一系列提升增長質量和競爭能力的重大舉措,包括大幅增加研發投入,提升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通過稅改縮小收入和財富差距,確保各階層共享發展成果;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建設透明政府;等等。韓國1980年前后成為中等收入國家,1995年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韓國的經驗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后發展國家的歷史宿命,只要方向正確、方法科學,少走彎路冤路、順利換擋升級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各種“陷阱”論的高深莫測之處在于,它們往往都披著一副理論的面紗。正確應對各種“陷阱”論,首先需要把這些面紗揭開,了解其真實面目。如果其背后的政治動機是單純的,那么“陷阱”和困境無異。比如,“中等收入陷阱”被理解為“中等收入困境”可能更接近語出者的本意。如果它是被別有用心者刻意包裝后拋到國際輿論場上的,那么明顯就是誤導他人的圈套當“陷阱”由困境變成圈套,便喪失了它的政治價值,困境可以突破,圈套則需識破

 

面對困境,需要冷靜觀察、虛心求教、集思廣益、備豫不虞。2014年3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省蘭考縣委常委擴大會議上便曾以“塔西佗陷阱”提醒與會者:“我們當然沒有走到這一步,但存在的問題也不謂不嚴重,必須下大氣力加以解決。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會危及黨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圈套只是政治工具,更重要的是及時識破,揭掉其偽裝的面具。2018年5月以來,中國外交部門數度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政府部門聯合發聲,對“債務陷阱”論進行了回應和揭批,起到了正本清源的良好效果。反之,如果不辨真偽,盲信盲從一些所謂的“公理”或“定律”,只會讓一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失去自我,成為他人話語體系的附庸;只會自亂陣腳,充當這些政治圈套的犧牲品

 

(作者單位: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來源:紅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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